河曲魏效征散文：霜凌年少话人生

【编者按】

       河曲籍作家燕治国来信说：我在翻阅巡中老三届纪念册初稿时读到魏效征的一篇文章，心绪久久难于平静。他和王文才菅永贤等是老三届里年龄最小的初一学生，命运相同，前程各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都没有沉沦于绝境之中，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三篇文章互有牵连，相得益彰，特荐上请在百忙中过目审阅。编辑还是凌晨即起吗?保重!

　　上小学

　　1959年秋天，我8虚岁入学横梁会小学，那里距我们后下庄2里地。

　　横梁会小学是我们那儿成立最早的学校，共有7个村的孩子们在那里上学。学生们七大八小、参差不齐，有大姑娘，有小伙子，我是最小的。学校在名为崇宁寺的庙院里。这是一座古庙，建造于明代成化年间。院内苍松古柏，芍药花、正殿、厢房、僧居、石碑样样尚在，破烂的山门两侧钟鼓楼犹存，课余时间，顽皮的大男孩在那里拼命擂鼓，常常招致老师的责备。正殿便是我们的教室，虽然十分陈旧，却依然可见雕梁画栋和面目狰狞的壁画。原庙宇的布局与陈设早被打乱，就连石碑都已不在原处，殿前的沿台上铺着多块石碑，刚入学的小孩子认不得几个字，不晓得碑文上的内容。冬天教室里冷极了，不知为什么不烧火炉，现在才知道是因为穷的缘故。墨水瓶得温于胸腹部里边，要不然就冻冰了。每隔一会儿，老师就让学生们站起来搓手跺脚暖暖身。

　　1960年夏天，我们后下庄村也立了学校，学校设在村西头裕厚老汉的两间旧石窑。里屋住老师，算是有门有窗;外屋是教室，连门窗都没有，教室的地也是坑坑洼洼的。没有桌凳，支着树墩，树墩上面横搁着木板代替桌子。我是二年级学生了，老师名叫王三虎，是个不善言讲的人，村里人开玩笑说他“脖颈直的刀也砍不进去”。可就这个冷面孔的老师在我面前却表现得很热乎，也就从二年级开始，我受到每一位老师的特别宠爱。因为我是好学生，又是以身作则、遵守纪律的乖孩子。

　　1961年夏天，村小学迁到当村赵觅拴家的西窑，老师也换了，名叫赵瑞庆，就是给我取大名的那位三岔人，我也升三年级了。自从来到这里，条件好些了，窑里前炕可以烧火取暖。学生们自带小书柜坐在热炕上学习，老师在地下后窑掌处的木质黑板前教学。我们的文具比较落后，写生字一般都用石板和石笔，可以写了擦掉、擦掉再写。作业本的纸张很粗糙，甚至是红色的、绿色的。为了节省纸张，老师要求我们尽可能把字写到最小，并且是双面写。在作业本上写字用的是蘸笔。

　　1962年，村集体砌了3间石窑、盖了7间畜圈，算是有了集体大院，学校又搬迁到这里。这3间窑洞为“一进两开”，就是从中间的那间进去，有过道通向东窑和西窑。东边的一间是饲养室，中间是教室，西窑是老师住室。四年级的老师是女的，名叫窦玉萍，我为班长。从这年起，作业本纸张用上了有光纸，自来水笔代替了蘸笔，石板、石笔不再作为我们的文具。一至四年级的课程设置很简单，只有语文、算术(即数学)，音乐课就是教唱歌，体育课就是让大家自由玩耍，别的没有。

　　1963年夏天，我考入土沟中心校。这里的院子很大，原本也曾是座古庙，叫做三教寺(儒释道三教之寺)。总共3排土坯房子，分别作为教室和我们这些住校生的寝室。复式初小班一个教室、五年级一个教室、六年级一个教室。总共六七位老师，我们五年级的班主任叫靳克富，五寨县窑子头人。升到六年级的班主任叫丁彦卿，河曲县前麻地沟人。全校学生总数大概也就百八十人，高小两个班各二十几人，是来自全公社的优等生;初小四五十人，是来自土沟村、河岔村、铺路村的走读生。进入高级小学，课程设置新增了地理、自然和政治。老师办公室有脚踏式风琴、二胡，学校还有锣鼓大镲，每逢重要节日都敲敲打打搞庆祝。

　　读高小的两年，是我饱受各位老师抬爱和同学们羡慕的巅峰在校生涯。入校半年后，班主任老师就让我跟他同住办公室，每天我给洒扫，有时还帮老师批改作业;老师抽屉里的干馍馍常拿给我吃，我觉得和老师很亲热。在父亲的影响下，12岁的我就会拉四胡，丁彦卿老师风琴弹的好，闲时常让我跟他合奏，当然，我的琴艺肯定不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不过，在这个年龄的小娃娃中还是唯我独尊。我不仅是班长，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又兼任伙食委员，负责管理学生粮库，给学生们订饭，每顿饭的米都是由我给从库房里称到伙房。老老实实为人、认认真真做事的我，深受师生们的信任和好评。

　　每次开会，校长张育林、教导主任李建全、班主任老师都要表扬我。但在学习成绩方面，我始终名列第二，有一个女对手很厉害，每次考试总要高出我1～3分，她叫白清亮，与我同龄，土沟村人。白清亮成年后吃了“皇粮”，退休前是河曲县审计局工作人员。

　　读初中

　　1965年夏季的一天，六年级班主任丁彦卿老师像羊倌一样引领着我们23名高小毕业的孩子们徒步踏上通往巡镇中学的40公里山路。那年我14岁，此行是去参加全县初中录取考试的。一路上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点山泉水，走一段路、歇息一会儿，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好不容易到达巡镇中学，次日进入纪律森严的考场。初次涉足巡镇，犹如到了大城市，只觉得一切异常开眼。这次考试中，同行的23个伙伴儿中只有我和白清亮考中，据巡镇中学总务主任李景荣老师后来对我讲，我的语文成绩排名全县第三。听说这次考试考生总数是1500名，巡镇中学共录取了100名，分两个班，我被编入33班，这一届还有34班。当时的巡镇中学(又叫河曲一中)是河曲县最高学府，共设初中三个年级6个班;高中三个年级3个班。二中在城关，不设高中班。因为建国初期中共河曲县委、河曲县人民委员会设在巡镇，1959年才迁到城关，故而巡镇中学为河曲一中。巡镇中学教职员工加上学生一共四百几十人，7排房子、9个教室。有学生食堂、教师食堂、戏台、操场、各科教研室、图书馆、实验室、水井、马车(主要供学校烧炭)。当年学校还没有通电(河曲电厂正在建设中，1966年才通了电)，煤油灯照明，上下课敲钢轨。

　　进入初中的我，没有当过任何班干部，学习成绩也没上过班第一，不过至少居前五名。我比较喜欢文史、音乐、地理，对数学、体育不感兴趣，从小的乖孩子在这里显得默默无闻。

　　1966年后半年，刚刚升到初中二年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作为文教界的学校首当其冲，原本正常的教学秩序一下子全被打乱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县团级的校长被打倒了，几位老师也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成为“黑帮”。课不上了，每天搞批判会、斗争会、上街游行、参加社会上的批斗造反运动。学校成立了“巡镇中学革命造反委员会”，那是当时学校的最高权力组织。或许是因为所谓“政治观点”不同的缘故吧，全校初高中学生也分为了两大派，即“8·5兵团”和“8·18大批判兵团”(按成立的月日命名的)，各有各的造反派头目统领，曾经进驻县城造县委、县政府的反，几次三番在大礼堂批斗过多位县级主要领导，让他们规规矩矩、低下狗头、承认罪状，让他们头戴纸帽、胸挂木牌(上写反革命分子×××)。我是“8·18”的无名小卒，绝非风口浪尖上的人，哪有什么政治观点与政治立场?只是作为一名小小的“红卫兵”随波入流，不入这个“流”就叫“保皇派”，那是有“政治风险”的。想不到像我这样的乖孩子也还是有人给放“大字报”了，人家给我戴的帽子是“只钻业务、不问政治的修正主义苗苗”，这可真是革命革的没处革了，有“的”也放矢，没有“的”找个“的”也要放矢，幸亏没几个人看我不顺眼才幸免于难。

　　校长办公室的门被一层摞一层的大字报封的严严实实，李仲升校长隔三岔五地挨斗。有些任教的“黑帮”老师也说不定哪天要被押到教室、用课桌围在中间接受“红卫兵”的审讯，拳打脚踢、挨耳光的“待遇”也是有的。整个校园充满白色恐怖，没有一点学府气氛，冷落、萧条，寒风瑟瑟。

　　初冬时节，席卷全国的“革命大串联”运动风起云涌，巡镇中学入潮的时间是阳历的11月份。大股的串联队以“8·5”、“8·18”为主要阵营，也有之外的小分队。串联的首选目的地就是北京，因为北京是我们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是大家向往已久的圣地。也有去延安或其他地方的。出行的方式以乘车为主，高中班的17位学生(内有女生)为了发扬老前辈的革命传统，徒步到北京，走了17天。去延安的小分队更是步行的，说是走红军的路，瞻仰革命圣地。国家机器完全服务于运动，“红卫兵”到哪里都是免费吃住、免费乘车，革命的洪流没有人胆敢阻挡，也没有人胆敢不支持。

　　我们“8·18大批判兵团”去北京的时间是11月6号，到达北京后住在北京市水利气象局，位于翠微路。同学们游览了北京大学、清华园、动物园、天安门等，我才15虚岁。听说10号那天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大家欢呼雀跃，在接待站的车库(我们的住处)里手捧《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提前两天，上级派解放军来到接待站训练了我们。这是毛主席第七次检阅红卫兵，分两天进行，第一天接见人数150万，第二天接见人数59万，我们是第一天。

　　10号凌晨两点钟，大伙就在解放军叔叔的带领下以四路纵队向天安门方向前进，听说接待站距天安门近15公里，比起其他住处的红卫兵大概还算近距离的，北京市的公交车还轮不到接我们。6点钟到达天安门广场，天色微明。我们方队(每100人为一方队)刚好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与人民大会堂的中间地带，方队与方队之间的空巷全是解放军单行排列。那是红的世界、人的海洋，宏伟而壮观!上午10点，毛主席同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因为距离的关系，我们所在的位置只能辨清首长们的服装颜色与白色的面庞，认不出哪位是谁。不过，大家都知道正中3位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一定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主持仪式，他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第一小组长。这天检阅的步骤是：位于东长安街的30万“红卫兵”乘坐6000辆卡车(每车50人)、分四路由东向西，以时速10公里的速度缓缓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检阅，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之后，陈伯达宣布：“广场上的队伍，请你们向天安门方向前进”!一声令下，位于广场上的29万“红卫兵”什么也不顾、手舞《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蜂拥般向前推进，原来的阵容与秩序全乱了，有掉了鞋的，有被踩倒的。毛主席不住地挥舞着草绿色军帽向“红卫兵”队伍致意。到下午3点钟，接见结束。新闻电影纪录片的名称叫《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第七次检阅红卫兵。在这次检阅中，毛主席对身边的中央领导同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从出发到返校，历时18天，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声势浩大的革命大串联趋于尾声。这次串联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公费旅游”，也是我首次走出本县见到大世面，能够亲眼目睹毛主席更是我修来之福!

　　1967年春，我的身体出现了异常，此时正是“复课闹革命”阶段，学校边上课边搞文化大革命。说是那样，其实就是瞎混，也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学校“革命委员会”和全体师生都像“掐了头的苍蝇”，上课、玩耍，斗、批、改，什么都干。教材也不是先前的了，而是新编的，里面充进了革命内容。每天也算是上那么三两节课，没事了就玩，操场的项目玩腻了，就到黄河里游泳，当然不敢到中流击水，只在靠近岸边的回水湾游，腰部用绳络系着充满了气的篮球球囊，我也游过。每到八九点钟就浑身无力、头疼、心慌，赶紧就给家里的父母写了封信，父亲立刻去学校领着我检查了身体。巡镇医院的老中医李奋明先生通过号脉和听诊说我是先天性心脏病，是二尖瓣关闭不全。我和父亲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结果，就随即去河曲县人民医院找当时有名的西医丁福旺大夫，诊断结果仍是那样。父亲带我回家了，再去五寨县人民医院做第三次检查，姓焦的女大夫诊断结果与前两次一般无二，令我父子不寒而栗。我多倒霉啊!父母就我一个儿子，他们盼望我栽根立后、读书成才，可如今恐怕是性命难保!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让我这个二八少年怎么受得了啊?接下来，我心灰意冷地继续回到学校苟度时光，常吃安神镇静的药，比如朱砂安神丸、天王补心丹、柏子养心丸、三溴合剂等。

　　三年半的初中学习生涯对我来说犹如一场折磨，我非常郁闷、彷徨，真是生不逢时。

　　同学情

　　进入初中，我、杜贵荣、白清亮、菅永贤、刘广荣等都是班里的佼佼者，几位不仅学习优秀，而且人品又好，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娃娃时候我们就结下了友好的情谊。以后他们几位都成为挣国家工资的工作人员，我成了山区的农民。但他们始终没有小看我。此，情也，德也。年轻那会儿，我们之间往来信件颇多，后来各自忙于工作、家庭、生活，见面机会甚少。其中贵荣与我近30年没有见面，是我打听到了他的手机号码并发了信息，马上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要我去他那里住几天，我去了，和他住了3天。2008年农历四月二十日，他夫妻俩到我家住了3天，他俩回去以后，我倍感思念，用短信写下感言：三天的相聚极其短暂，无止的思念苍老绵长/分别的滋味寂寥空旷，不朽的情谊没齿难忘/像山一样厚实，同海那般幽深/如影步步相随，若日天天放光。

　　比较而言，与广荣见面的次数较多些。

　　公历2016年8月，我已住到三岔，家里接通了宽带网，同班老同学任安庭创建了二十几人参加的“河中33班聊天群”，人虽不算齐全，可是其中有我。刚进此群立马就收到菅永贤的来电，好稀罕，好思念!可以说，他是在建群以后第一时间联系我的。9月8号，他因编纂《忻州电力志》出差路经三岔，预先与我约好见面，但因时间太紧，也就只是“见了一面”，在三岔偏关路口十字街头，仅几分钟。那天正值我妹妹的儿子在三岔晋陕蒙大酒店举办婚礼，为了约见阔别48年的知己学友，我没有参加外甥的婚礼，中午前后一直伫立在十字街头，静候两个多小时。他给我买了精装的月饼等，又塞了现款1000元，在我再三拒收如此厚礼之时，他以上车关门的方式表示非得让我收下不可而惜别。

　　10月7号，在朋友圈看到了永贤于2016年9月8日发的信息，题为《车过三岔见效征》：

　　同窗一别五十年，难忘断肢住医院。

　　床前陪侍胜胞弟，情同手足刻心间。

　　恩重不谢心不安，网上寻访定居点。

　　得知随女迁三岔，匆匆上门叙情缘。

　　性情相近心亦连，放弃行礼站街边。

　　宁舍午饭苦等待，友情辉耀映山川。

　　白发会见谢顶面，千言万语聊不完。

　　承担公务日渐少，后会有期再相见。

　　回农村

　　按照以往常规，到1968年夏天我们就该初中毕业了，就该考高中继续学习了，可是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中学以上的在校学生统统的“上山下乡”，城里的、市民户口的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行劳动锻炼，农村户口的更不用说。就在这一年的隆冬，刚好是1969年元旦那天，全校师生在戏台广场举行了毕业典礼，所有学生全部离校，中学的门要关了。因为自1966年起，一年一度的招生就没有再进行过，所以在校学生都是超龄的老“红卫兵”。毕业证倒是发了，上面既没有操行评语、也没有成绩记录。就这样，爱读书的我，当初满怀热望而去，此刻满腹悲沉而归。

　　整整40年后，我写了一首诗，以手机短信形式发给多位学友：四十年前苦今日，天灾难避离校愁/无为岁月辗转过，不觉少年白了头/承风沐暴身正稚，荒心浴寒志未酬/休读废程情不愿，含悲忍泪覆儒舟。

　　时值寒冬腊月，后下庄村的改河工程正在进行，碌碡坪河湾工地狂风卷着黄土铺天盖地，男女老少一个个尘垢满面，人们干得热火朝天。

　　回到家里的我，思前想后、心事重重，盘算着自己的生路。眼看面前只有这条路了，总得活下去呀，无奈之下横心投入了那“战天斗地”的劳动现场，全然失去了嫩面书生的本色，苦、脏、累已经无可避免，掉到茅坑就别嫌屎臭了。父母也没有顾虑过我是先天性心脏病，又仅仅17虚岁，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小娃娃。妈妈总说：“男人十五夺父志，女人十五当家业”。意思是说，无论男女，到了这个年龄就算成年人了，要担当大人的使命。还说什么“买卖人要算计，庄户人要早起”。父亲说：“家有五口，一犋牛儿紧走”。实际上，老人们是在提醒我、鞭策我，要我弯腰苦干，我懂!

　　第二年开春，村里要做春耕生产计划并固定“牛犋”(由两个人、两个役畜组成的春耕春播生产单位)，刚满18虚岁的我被固定在牛犋上当了 “下犋”。“下犋”就是牛犋中的副手，耕地的时候负责跟着牲口翻出的犁沟施肥抓粪，如果是播种，就负责牵着牲口拉碌砘;上犋是掌鞭子的人，算是技术工，负责吆喝牲口拉犁、摇耧。

　　无论是抓粪还是拉碌砘，都是农业劳动强度最大的活儿。特别抓粪更是又累又脏，肚子上面常常挎着一笸箩粪土，装满了有五六十斤重，沉得连腰都直不起来，饱食时压得肚子疼，这个“下马威”对我来说那可是全凭小命扛着。跟在牲口的后面，将那脏臭而沉重的粪土一把把抓抛到犁沟里，手里直接捏着人与牲口的粪便，还得走快点，不能影响耕地的速度，否则要受上犋师傅的训斥，或者少挣工分。工分就是参加集体劳动的数字记录，工分账簿上面先登记每个人的出勤日数，再按农活时段进行评工，根据劳动表现和劳动付出评定某人每个出勤日实际应得的工分数。最高的每天挣12分(也叫1.2个，这是头等受苦人享受的标准)，普通劳动者每天挣10分(就是一个整工)，次一些的每天9分、8分、7分。当年我挣得就是最低工分，其实自己出的力气不比大人们少。村里人非常小看我们这些念书娃娃，在他们眼里，我是“锁子铁、断关针、下放干部中学生，甚也弄不成”。人家不光这样看我，还时不时地这样出口伤人讽刺我。他们认为，只有用汗水和着泥巴在脸上绘着浓浓的黑色“地图”的人才是“好受苦人”。

　　可能我总比他们讲点卫生，用肥皂洗洗脸也让人们反感，他们认为怕脏就不是好受苦人，躲得老远。向我投来的眼光中隐含着的那种鄙视，让我觉得就在最落后的村子里自己也是最低等的人，那是一种被欺辱的感觉。

　　这以后几十年，我担任过生产大队记工员、出纳、会计，小学民办教师、公社业余辅导员。1981年以后一直在村务农。务农之余，编纂了近10万字的《榆岭窊村志》，2011年出版;撰写了7万余字的家史，整理编辑了15万字的《万金家书》，分别于2018年春、夏数码印刷出版;广征博采，编纂成型60余万字的《土沟乡志》。回想这一辈子，苦乐相伴，虽然没有大的建树，倒也没有虚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