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民谚

1972年的大灾荒，也成全了十分了得但同样一时难以“准确定性”的典型。比如以救命红薯为媒介，就有幸让河曲全县的大人小孩不约而同结识了一位战功赫赫的共和国将军。而且成为那一时期最有代表性最不好忘却的集体“饥饿记忆”。

如果说当年“三年困难时期”河曲没饿死人而那位舍己救人的刘毅书记不应当被忘记的话，那么，1972年前后罕见的天灾人祸河曲又逃过一劫再一次侥幸没饿死人，这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将军就实在是功不可没不应当被忘记了。而且有趣的是，他俩又同为河曲籍干部中极少见的享受过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待遇的人物，不同处在于是一大一小一褒一贬，一个是名当其份的任命书，一个是牛刀杀鸡的撤职书。

这位将军的大名就叫马骥良，河曲县阴塔村人氏。1940年代初，他曾经在老区河曲工作长达六年之久。从军后48年一个台阶不落的干上来，早在1955年就授衔少校，1980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军政治委员；最后从浙江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任上荣退，又一次开始授衔应为中将但他刚好赶上到龄退位——退位了也是将军。之后他一直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定居养老。

为了弄清这个事情的细节，我在2006年3月专程前去拜访过这位曾经那样感动过家乡百姓的军界老人。从上海坐长途客运到杭州已是下午一点半钟，见一位身着唐装斜背挎包的老者竟站立在热天里等候——3月的杭州已经很热，想必等的时间已经不短。这就是已年过八旬的马老。后来才知他心脏有病，挎包里放的是救急药品——他当年回赠家乡的不就是一个救急药包吗？这样级别这样年龄这样身体状况的老人居然这样子抱病远道地“恭迎”一个区区晚辈的“大驾”，而且牺牲的是老年人最可宝贵的午休时间，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于是在给我即兴启示的同时也猛不防给我来了个“下马威”，一见面我就被老人家对家乡人的这一片盛意痴情所深深感动了。

提起马骥良政委，那可是一位名震军内的传奇人物。

1947年他在晋中文水一次战役中英勇杀敌光荣负伤，丢掉一只眼睛，却落了个英勇善战的大名声；

1953年他赴朝参战，最后参加过与美军进行的板门店谈判，专门负责战俘尸体（我军烈士应叫做遗体）的交换，验明身份，清洗整容，造册移交，还有对换回的我军烈士的善后掩埋工作。他说他是多少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兵油子”，只这一次特别，和死人“谈判”比对活人还要多费口舌；

1962年在一军二师炮兵团任政委，他先知先觉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结果在武汉大军区介绍了经验；过了一段到1963年全军全国才开始了普遍动员的学毛著运动。1978年在一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敏锐地抓住兵员不太安心的活思想，开展了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结果为此一军政治部、南京大军区、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连开了四次现场会，向全军推广经验，为后来邓小平相关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实践依据。他说他之所以能出这些“风头”不是因为自己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自己来自基层了解下情爱动脑子也敢于创新，河曲六年工作对他来说就锻炼很大获益匪浅。

心直口快的马老自我总结他在河曲的工作只讲到两好两坏四件事，他说这四件事比较出名。这里似乎也用不着刻意为尊者讳，不妨一应如实复述如下。

1944年他在县武委会当干事，发现驻地樊家沟孩子没学校上学，就发挥自己当过教师的特长组织起了少年夜班，业余帮他们学文化。这事在当年《晋绥大众报》作过重点宣传报道，也得到了当时的县委书记罗毅的点名表扬；

1946年在任一区（即城关）民兵大队长期间他在楼子营蹲点，与朱武美斗争的同时也抓生产，那年大旱棉花种不进去，他紧急动员带头担黄河水点种，结果大获丰收，得到群众好评。

这就说到他为家乡救灾办的那件大实事了。

1973年即大灾之后第二年，他利用文革“支左”方便，动用军权给家乡河曲先后从河南调进属于统购物资的红薯干子红薯皮，共计120多万斤！那时河曲从南到北从老到小哪户农家不是靠吃这些红薯干子红薯皮逃过大灾之劫的啊？

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灾区河曲有幸托他的福大难不死，可“大难”却不出预料地转移到了这位似乎事不关己纯乎多管闲事的本来功成名就的将军头上——他因此而被以违反了地方政策、触犯了党纪军纪进行过军内审查。

这不叫舍己救人叫什么？

而且他办这样大的好事，开头结尾却简单的出奇。既不需要在事前接受县里政府方面的郑重委托，也没有在事后得到过县里主要人物郑重表达的谢意，大概出于大人物不便打扰，大概出于大恩不言谢吧，总之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堂堂将领，在完成这一庄严使命的自始至终，他只不过是听命于县供销社下属的副食公司几个小小的采购员的鸡毛“号令”而已。或者竟可以说，对他而言灾情就是命令吧！

那年春天，“匹夫有责”的副食采购段培荣、武志文经人推介，直奔河南商丘找到了正在那里执行支左（也叫“三支两军”）任务的马骥良政委。他们知道马政委为家乡热心办事，诸如给河曲县医院低价买过成套制药设备，给县电影公司直至搬动当时文化部副部长的儿子买过放映大座机，给阴塔公社买过三台拖拉机和每村一台柴油发动机，还给王海元书记从上海托运过治心脏病药品。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这些都非轻而易举之事，因此他们是慕名而来寄予厚望。这次见面说明来意是想让他帮忙给家乡搞一些救灾代食品，之前红薯干子他们已经搞到一些，这东西在河南主要做猪饲料用，相当于“百样草”吧，掏起来就地风干不往家收，每斤一毛二分钱买回河曲来就变成了十分金贵的“救命稻草”。

河南出产红薯，也出产豫剧。豫剧里有一出有名的戏里有一句有名的台词，后来成了有名的民谚，就说到了这个红薯。叫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极言这两样货色——庸官与红薯——的轻贱。上门求人的他们虽然人轻言微，可这不明摆着是要逼着人家堂堂政委在“回家卖红薯”吗？

没曾想这位政委竟然欣然受命。

马政委在接待客人上曾经闹过一回笑话。河曲老乡刘健到访，他郑重其事吩咐部下要好好接待，说“这是我的老上级到了”。部下琢磨军政委的上级那一定是国家军委首长了，不穿军装极有可能就是微服私访，更需要小心服侍才是，于是来了个全军总动员。事后才弄清原来是马老十几岁时在河曲县武委会的“老上级”，来客那时级别相当于个副处级吧。这一回对分明连戴毡帽衙役级别都不够的两个采购员小老乡，仗着许是自任的“灾区特使”身份着实享受开了“军委首长”待遇，他居然也给又来了个“全军总动员”，安排后勤部一堆人围着他们团团转，而且他自己也事必躬亲到处打电话，向民权、兰考等商丘地区管辖的几个县的主要领导求助，还专门把小老乡们请到家里宴请招待过，那一段时间河曲“增援”商丘的“兵员”增加到了7个人……

过去兰考是出名的逃荒要饭地方，出了个清官县委书记焦裕禄，现在反转来接济咱们，灾情在呼唤清官呀！记得兰考长得也不是梧桐树而叫一种泡桐树吧？

事情办的还算顺利，收运回来的红薯干立马在商丘火车站堆成了小山。但还未及高兴就又让人犯了愁肠，河南省政府文件明确规定，粮食属于国家一类统购物资，不准调运出省，火车站根本不敢起运。这可怎么办？马骥良亲自出马找有关方面“理论”，说河曲是老区对革命有贡献，现在有难应当支援；说红薯虽然属于粮食但在你们主要是猪的粮食，把你们喂猪东西拿过来救命，我们不会忘了你们的大恩大德。可是人家软硬不吃只讲政策。马骥良也找过可能找到的老上级老部下，回复是一个个的“爱莫能助”。又遇阴雨连绵，堆积的薯干大有霉坏可能，大家特别是马政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还有另外一位老乡军人武宝珠给帮助买来的十几大桶猪油更在禁运之列。马政委帮忙，在运油上总算想出了办法，拉到附近一个小站上就蒙混过了关，因为这个小站不属郑州而属济南铁路局管辖；可这些占满火车站足足需要十五六个火车皮才能拉走的红薯干堆怎么个蒙混过关法？而且名声传的很远，国家计委副主任、河曲老乡金熙英都听到了，他打来电话说：“粮食政策是国家的大政策，老马你要谨慎啊。”他知道这是关心，可是能退缩吗？

天无绝人之路。后来他们师的后勤部长通过转折托人找到了郑州铁路局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才算靠了顾虑相对不大的“小人物”打通了关节想出了办法。这也是那时的一个时代特色，大道难走，小道可通。最后以这些红薯干收购在河南省政府文件下达之前为由办理了手续，才算落实了车皮运离河南运回山西。然后汽运回县，再由粮食局配合供销社按照人头和灾情分配到各社、各队、各户。

这边的事刚算告一段落，那边的事却又在开头。

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不是有过而是有功。

严重问题调查组回去后摇身一变成了先进事迹宣讲队。多亏了调查组里尽是些有良知的好人，才使得事情的结局还接近圆满。

这个神奇的红薯呀。它有时是那样地轻贱，有时又是那样地金贵；在截然不同的昧心官与良心官的面前，它竟会变得那样地两副面孔天壤之别！于是根据这一段感人事迹，并由军民联手，原来的民谚就得以改写：

当兵也为民做主，

舍己救人买红薯。

“当兵的人”曾经被叫做“吃粮人”——立起招兵旗，便有吃粮人；而且马老是种过粮的“吃粮人”，生在十年九旱地面的贫困农家，这个“吃粮人”他就对“粮”字对“种粮人”有着来至骨子里的真情实感！这个“真实”，足以让那些敷衍塞责的当任太平官们局促汗颜；也足以让所有认识他的老百姓们口碑载满。

这中间发生的一件小事，马政委他是感慨良多一直念念不忘。

那年调查完后，他曾回过河曲一次，这件小事就出在那次回家期间。有一对原来他不认识、后来也没闹清姓名的年轻夫妇找来看望他，说是那次调查过后一段时间他们才得知调查的事。是他们有一天晚上到礼堂看电影时听到前边座位上有人议论的，于是他们再没心情看下去，哭着跑出来去找调查组，才知人家走了；又找到县领导“竭力担保”。好像在他们心目之中不但自己有足够力量出面担保，而且县领导都是些可以“一手遮天”管到陆军一军的“神通人物”了。他们给他回忆这段往事时早已是时过境迁，可他看到这小俩口再一次流了眼泪。也许那已经是庆幸的喜泪了吧？最为知好歹识是非的老百姓，命苦也命甜哪！

每每忆及此事，马政委总要说一句，就凭不相识这小俩口的两次热泪盈眶，他忙乎一顿、受屈一回也就值了。

这次我也充当了一回当年红薯“事件”的调查人。接触当事人不下20位吧，很惊诧于他们一个个记忆力都是那么优秀，这神奇的饥饿效应呀！

但愿它仅止于是我们这最后一代“饥民”的切身记忆——请注意，我说的是“切身”。

我嫉妒我的儿孙辈们赶上了只知厌食根本不知饥饿为何物的好时代。

这好时代来自于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来自于对当年那些南辕北辙逼良为娼颠倒黑白敌快我痛的极左政策的毅然摒弃，还特别来自于有着一大批类似马骥良、刘毅以至赵占荣这样的关爱百姓葆有良知为民请命不计得失前赴后继力挽危局的大官小吏们。

当然，他们也都是共产党员，甚至可以说，即此一端就足以证明，只有像他们这样，才配称是老百姓心目中最为认可的真正品质高尚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大使”！

居安思危吧，不要忘记那些饥饿又加畸形的沉痛，不要忘记这些真正应当名垂青史的我们国家我们党特别还有我们老百姓的大德大能的忠良臣！是他们，用敢于触犯某些天规的赤诚之心，精彩扮演了一出出盗取上天火种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谨记谨记，“左”了就不会“福厚”。我们村那个大名左福厚的平头百姓，曾以一个被撑死的胆小鬼“公社社员”而名震一时名垂一方，对此他就是一个反证了；而人小志气大立志要当个“红小鬼”的当年的我——那个单纯到要命的山里娃，终于被一群号称“亲人”的“疯狂”的大人们逼迫着走上贼路走入迷途，这也可算是一个小小的反证。

不能忘记啊。忘记了，就意味着背叛！

也许是因为上了点年岁的缘故吧，就像父母和师长曾经不厌其烦叮嘱过我要抓住清晨背书那样，如今我也老是由不得要对儿孙辈们这样子婆婆妈妈、唠唠叨叨。

这就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2009年8月9日写毕于河曲古渡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