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姓氏名字五

古人的名与字这些一般是父母长辈所取，代表的是父母的志趣希望；那么古人想要用名字来表达自己的志趣，那就需要另取别名，这就是号。号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很多种类，广义上的号包括自号、外号、堂号、斋号等等，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号，一个号也可以有很多字，而且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狭义上的号也叫自号、别号、别字，是古人自己给自己所取的，表达自己志趣爱好、志向追求、精神信仰及生活状态的名字。很多时候，古人们更喜欢用自己的号，有很多文人，他们的号甚至更为人们熟知，真名反而有些陌生了，比如苏东坡（苏轼）、王阳明（王守仁）、郑板桥（郑燮）、曹雪芹（曹霑）、齐白石（齐璜）……

 相对于名与字，号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与自由性。由于古人讲究孝道，名字又是父母所取，所以古人很少给自己改名。但是号是自己所取，因此古人可以任意改号，取各种怪异的号；可以不受字数的限制，取很长的号；各种还可以拥有多个号，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比如欧阳修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这个六一与现在的儿童节并没有什么关系，是取意“集古录一千卷，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鹤一双，志便得矣”。明末清初有个贤士叫易为鼎，因为掌纹似一个“汪”字，故自号汪来子。国画的一代宗师朱耷，有个山、个山驴、有驴、人屋、驴屋、法堀、掣颠、纯汉、綮雪衲、卧屋子等十几个怪异的号，而他最为人熟知的号是八大山人，他晚年作画署名时，常把八大和山人竖着连写，前二字又似“哭”字，又似“笑”字，而后二字则类似“之”字，哭之笑之即哭笑不得之意，以表达故国沦亡，哭笑不得的心情。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痛心国家衰落，取号东亚病夫。湘军名将彭玉麟号南岳七十二峰樵父，清代女画家焦学漪号九溪十八涧老妇，清代诗人张问陶号蜀山老猿，还有一个更长的号叫群仙之不欲升天者；这些还不算长，郑板桥还有一个号叫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12个字；而最长的号大概属于一个叫释成果的和尚，不知何许人，却有一个28字的号，叫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古人尤其是明清之后有几个甚至十几二十个号并不稀奇，号最多的大概是傅山先生吧，有朱衣道人、公之他、丹崖子、石道人、徐渭传人、太原侨、观花翁、橘翁、大笑下士、西北之西北老人等50多个号。

 号的由来可以一直追溯到周代，《周礼·春官·大祝》解释说，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意思是说，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但先秦古人很少听说有号，早期的号大概是一些隐士们所用，他们隐居山林，不想被世俗打扰，故而干脆连真名也隐去，取一别号，最有名的的应该就是鬼谷子吧。一直到魏晋六朝，号仍不是很流行，此时取号的仍然是一些隐士，比如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炼丹的葛洪自号抱朴子，而其他文士名流是否有号史籍上并未记载。号的盛行始于唐宋，随着唐之后文学兴盛，文人雅士越来越多，文人竞相以号来表达自己的志趣情操，取号逐渐在文人中普及。同时随着伦理道德观念逐渐加强，需要讲究的礼数也越来越多，人伦称呼的避讳也就越来越多，称呼别人尤其是长辈字也显得不够尊重了；而号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彼此以号相称不会犯讳，也比较随意，所以在士大夫阶层也普及开来。这一时期，我们熟悉的文人名士基本都有了号，比如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李商隐的玉谿生，王安石的半山，朱熹的晦庵等等，但是仍然有韩愈、柳宗元、范仲淹、周敦颐等耳熟能详名人没有自号传世。而到了明清，取号已成为一种习惯，其时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几乎人人有号。比如明世宗朱厚璁自号天池钓叟，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下层百姓连不识字的也要取号，有一寡居老妇自号冰壶老拙；甚至盗贼土匪也莫不取号，清人凌杨藻在《蠡勺编》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犯人突然说道：“守愚不敢。”县官不知守愚何意，一问左右，才知道犯人是在称自己的别号。号的普及反映了文化的普及，也能反映出当时社会受礼教束缚越来越严。文人也通过取号换号来表达自己的志趣与生活的变化，这一时期，文人相互以号相称，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期使用不同的号，一人多号也几乎成了标配。

 古人的号的由来五花八门、各有故事，但整体上看大概有这么几个特征。一，号以明志。取号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趣抱负，所以这类号通常都是两个字，一般都比较庄重，明清之后很多文人都喜欢取一个庄重的号，既表达自己的志向，在平时生活中也充当字的作用，供人们日常称呼。比如海瑞“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还有曾国藩的涤生、李鸿章的少荃、张之洞的香涛等等。二，号以怡情。古代文人多有闲情逸致，所以也喜欢用一些诗情画意来取号，来陶冶情操，一些雅致之事物如梅、兰、竹、菊、松、鹤、溪、泉、风、花、雪、月、云、梦都是号里的常客。如南宋词人吴文英号梦窗，周密号草窗，史达祖号梅溪，施岳号梅川，吴伟业号梅村等等。三，以籍贯或居住地为号。这种情况比较普遍，比如李白自幼生活于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剑客、青莲居士。杜甫曾居于长安城郊的杜陵，杜陵附近又有汉时埋葬许皇后的少陵，故自号杜陵布衣、少陵野老。白居易晚年常居于洛阳香山寺，故自号香山居士。苏轼被贬黄州，生活拮据，其好友马正卿便劝黄州太守将城东山坡之上一块十余亩的荒地送给苏轼耕种，于是苏轼就有了响彻天下的号——东坡居士。宋濂更是直接以自己的故乡潜溪为号。四，以自己的形貌特征及年龄为号。如明代才子祝允明，天生右手枝生一指成六指，故自号枝指生、枝山老樵，于是祝枝山这个号反而盖过了他的本名。辛弃疾号稼轩，他六十一岁那年，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六十一上人。画家赵孟頫是甲寅年出生的，故自号甲寅生。五，仰慕古人或化用古人诗词为号。如郑板桥仰慕明代画家徐渭的为人处世，因徐渭号青藤，遂自号“徐青藤门下牛马走”。苏轼取号东坡居士与其仰慕白居易也有一定关系，白居易被贬忠州刺史尝作《东坡种花》，而苏轼平日就喜以乐天自比，被贬黄州后又得东门外坡地，遂以东坡为号。 曹雪芹的“雪芹”二字，来自苏轼的诗《东坡八首》中一句“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芹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苏东坡认为泥芹之泥虽是污浊，但“雪芹”却出污泥而不染，故苏东坡时常用“芹”自比，而雪又有纯洁之意，所以曹雪芹就给自己取号为“雪芹”，他的另外两个号芹溪、芹圃也都取意于此。六，以号表达自谦、自嘲之情或自己的生活状态。这类号常缀有老人、丈人、遗老、野老、叟、翁、生、客、拙、朽、夫等等，古人崇尚内敛，不喜张扬，以谦虚为美德，所以取号总喜欢把自己表现成无知小生或衰朽老人，或者突出自己漂泊在外等辛酸苦楚的状态，比如沈括号梦溪丈人，司马光号迂叟，黄庭坚晚年号涪翁，苏辙号颍滨遗老，袁枚号随园老人，《三国演义》开篇“临江仙”的作者杨慎被流放到云南充军，故自号金马碧鸡老兵等等。取这样的号，可能是对自己不如意生活的自嘲，如杜甫取号少陵野老时其实不过四十左右；而有时更是一种自负，比如贺知章号四明狂客，乾隆号十全老人等。陆游号放翁，是因为陆游志在北伐北定中原，怎奈朝廷软弱，始终郁郁不得志；故常借酒浇愁，放浪形骸，被主和派官员讥讽“不拘礼法”“颓放”而被免职。于是陆游索性自号放翁，以示蔑视。七，以号表达自己的隐逸情怀或宗教信仰。号的最初使用者可能就是隐士，所以号本身就有一些隐逸的因素在里面。再加上文人由于种种因素，仕途总是坎坷，常常被贬，有时他们会心灰意冷，渴望远离名利场，“渔樵于江渚之上”，但从小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又使他们不甘心退隐。他们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思想上既受儒家熏陶又受道家浸染，还有佛教影响，所以总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摇摆，号也正是他们这一矛盾心态的体现。因而他们自称渔夫、樵夫、钓叟、老农、耕者、牧者、山人等，表达对世俗功名利禄的鄙弃，仿佛将自己置身世外，冷眼看人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实际上却只是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失意与不得志。如果隐逸无法让自己静心，古人往往还出入于寺庙宫观，结交僧人道士，从宗教中寻求慰藉与解脱。于是古人的许多号都有很浓郁的宗教色彩，缀以道人、散人、上人、子、和尚、老僧、主持、头陀等，比如姜夔号白石道人、晁补之号归来子、罗贯中号湖海散人、黄宗羲号双瀑院主持、石涛号苦瓜和尚……古人的号最常见的后缀应当是居士二字，可以说古人取号对居士情有独钟，除了李白苏轼欧阳修等人，还有秦观的淮海居士、周邦彦的清真居士、李清照的易安居士、范成大的石湖居士、朱淑真的幽栖居士、耶律楚才的湛然居士、唐伯虎的六如居士……数不胜数，几乎所有名士都有个带居士的号。古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居士这个名号呢？现代居士一般指在家修行的佛门子弟，虽然这些取号居士的古人多多少少也都和佛门有交往，但并非只是这么简单。“居士”一词在古代有多重含义，既有佛家色彩；又可以指居家修道之士，有道家意味；同时居士在儒家是指有德行才学而不仕的高人隐士，《礼记·玉藻》：“居士锦带。” 郑玄注，“居士，道艺处士也”。故居士融合儒道释三家，既有隐逸意味，又有脱俗情怀，能表达对宁静的向往，能反映内心的痛苦，能体现自己的志趣，又暗示自己的操守，谦逊而不张扬，内敛又颇自负，受古人青睐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八要单独列出来，是古人的斋号或堂号。古代文人一般都有自己的书斋，并且喜欢给自己的书斋取个比较雅致的名字，缀以斋、屋、居、室、堂、馆、轩、园、亭、庐、厅、院、楼、阁、庵等，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比如刘禹锡的陋室、归有光的项脊轩、陆游的老学庵、张溥的七录斋、毛晋的汲古阁等等。很多古人就以自己的书斋给自己的文集命名，也给自己取号，比如辛弃疾的稼轩、龚自珍的定庵、袁枚的简斋及随园老人、梁启超的饮冰室主人等；但不是所有的斋名都用作号，比较典型的是蒲松龄，尽管他的书斋叫聊斋，但聊斋先生只是人们对他的称呼，只能算是外号而非自号，蒲松龄一般用柳泉居士这个号。堂号本来是同一姓之下不同家族门户的代称或徽号，宋代之后，一些文人雅士喜欢把堂号署在诗文书画作品上，再后来家族的堂号便逐渐演化成个人的斋号，比如蔡京的六鹤堂、陆游的双清堂，黄公望的三教堂，汤显祖的玉茗堂，近代陈寅恪的寒柳堂、鲁迅的俟堂等等。同理堂号也可以用作文人自号，最著名的当属“甲骨四堂”，但实际上这四个人中王国维的观堂、罗振玉的雪堂是自号，而郭沫若的鼎堂、董作宾的彦堂只是他们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