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姓氏名字八

帝王及后妃宗室一般都有谥号，但不是所有的臣子都有得谥号的资格，而平民及妇孺得谥更是少之又少。先秦时期，各国国情不同，谥号资格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比如宋国只有国君才有谥号，臣子无谥；而晋、鲁、齐等多数国家能得谥号的臣子多为卿一级，普通的大夫都没资格。《仪礼·士冠礼》说“生无爵，死无谥”，故只有有封地的卿大夫才有资格获谥，比如晋国六卿之赵简子、魏武子、韩献子等，齐国高宣子、崔武子、陈（田）成子等，鲁国三桓的季文子、孟僖子等等。孔子虽然做过鲁国的司寇，甚至代理国相，但最终也没有封爵，故死后并没有谥号。有书籍说孔子谥号是“尼父”，实际上这只是鲁候对于孔子的尊称而已，而“文宣王”“至圣先师”之类，都是后世的追封。西汉之后，朝廷规定只有封侯者才能有谥号。比如萧何封酂侯，谥文终；张良封留侯，谥文成；曹参封平阳侯，谥懿……韩信虽先封王，后降为淮阴侯，但以罪被诛，最终无谥；故汉魏时期，由于爵位可以世袭，一些碌碌之辈皆有谥号，而一些有影响力的名臣却因未得封侯而无谥号，如飞将军李广声名煊赫，但终难封侯，也无谥号。直到东晋，晋元帝才下诏，公卿大臣有爵无爵皆可得谥。之后唐宋元明，朝廷便都明确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方有获谥资格。所以我们熟悉的诗人如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隐、柳宗元、贾岛、孟浩然……都只是做过一些小官，最终都没有谥号。王维的尚书右丞听起来似乎很高，但在唐代只是正四品，故王维也无谥号。白居易最高做到从二品的太子少傅，故得谥号“文”；韩愈虽然是正四品的吏部侍郎，但死后获赠礼部尚书，故有谥号也是“文”。到了宋代，三品赠官也不得获谥，这些苦命的诗人文学家们获谥的机会就越少了，但是宋代重文抑武，文官职位较前代多而地位高，故得谥者也不少。如范仲淹、欧阳修都做到从一品的参知政事，死后又获赠国公，故得谥“文正”“文忠”。苏轼一生遭贬，仕途坎坷，但最高仍做到翰林学士加礼部尚书衔，虽有获谥资格，但其死时新党当权，并未给予谥号；直到宋高宗时才追赠太师，谥“文忠”。辛弃疾最高只是四五品的安抚使、知府等职，但由于其在主战派影响巨大，到其死后七十年即宋亡前一年，被追赠少师，谥“忠敏”。到了明代，虽有三品给谥的规定，但由于取消了恶谥，谥号成了一种荣典，实际上即使二品以上官员，“行业平常”也不给谥号。清乾隆后，更是明确规定，只有一品官员才赐谥号。谥号的门槛越来越高，但是还有低级别官员可以破格得谥，比如天子近臣、节义直臣、道德模范、文学领袖以及一些有社会声誉有影响力的名人。苏洵研究谥法颇有成就，但自身级别较低，死时并未得谥，直到南宋宁宗年间，破格谥“文”；朱熹以其道德学问、儒学集大成者，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死后也被破格得谥，初拟为文忠，但其弟子们仍不满意，多次上书，最终谥“文”；明代杨继盛直言进谏，弹劾严嵩，惨死杖下；后严嵩倒台，隆庆皇帝旌其忠直，追谥为“忠愍”。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湖自尽，王国维自清亡至死都未剪去辫子，后又做过溥仪的老师，任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故溥仪特意给他加了个“忠悫”的谥号。一般认为王国维的“忠悫”是中国传统谥法制度的终点，但实际上直到1944年，伪满洲国灭亡前夕，溥仪仍在加谥号，据维基百科资料，最后一个谥号是溥仪给内阁制诰局局长杨寿枢的“简慎”。

平民得谥一般都是朝廷的恩典，或表彰其忠义，或赞美其德行，以垂范普通百姓。第一个得谥号的平民叫瓜田仪，是王莽时期一个起义军领袖，后被王莽招降，不久死去。王莽为了招降其他起义军，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封其男爵，加谥号“宁殇”。元代晋州人乔彝，在红巾军破城之日，率全家投井自尽，被元顺帝谥为“纯洁”。古代一些节烈女子也可获得谥号，唐德宗时，平卢节度使李纳反叛，并决定处死不肯随之叛变的将军高彦昭全家，高彦昭的女儿叫高妹妹只有七岁，李纳已经不准备杀她，但她说,我全家都不能免死，我还活着干什么？遂慷慨赴死，朝廷怜其忠义，遂谥“愍”，称高愍女。历朝历代女子殉节或殉夫死者很多，大多都能得到谥号。平民及下级官吏获谥的另一种方式是私谥。人们出于尊重或虚荣，会不经官方自己给死者加谥号。事实上私谥在古代民间普遍存在，只是由于得不到官方的认可而鲜为人知。比较有名的私谥如陶渊明的“靖节”， 林逋的“和靖”。有时，私谥也可以转正的，明建文年间户部侍郎卓敬，先密谏建文帝控制燕王，后斥责朱棣篡权，被朱棣斩首。门生仰慕其品行，私谥为“忠贞”，二百年后崇祯追谥靖难之役殉难诸臣，就依私谥正式谥其“忠贞”。

  帝王的谥号唐之前多为一两个字，唐之后变成十几二十个字；而臣子的谥号一直是一两个字，三字谥号十分罕见。春秋时卫国的公叔拔，在《论语》中被孔子赞扬说将来可以被谥为“文”，后来其死后果然被谥为“文”，但卫灵公觉得一个字还不足于表其功德，又加了“贞惠”二字，故公叔文子又被称为贞惠文子，这大概是唯一一个三字谥号吧？由于东晋之前有爵位才有谥号，故常把爵位与谥号连用，如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就是中山王刘胜谥号为靖，故称中山靖王；樊哙被封为舞阳侯，谥号为武，故称舞阳武侯。东晋之后，无爵也可得谥，人们仿先秦旧制，常于谥号后缀以子字，如南朝何偃死后谥“靖”，故称靖子。唐之后大臣谥号便不再加缀字，有时以某某公相称，而公仅表示尊重，而非爵位。汉之后，单字谥逐渐变少，而双字谥越来越多，到明清便明确规定宗室诸王为单字谥，大臣为双字谥。由于宗室多为世袭，不像大臣是层层选拔出来，品行本就良莠不齐，再加上单字谥号评价其一生，故宗室得恶谥的比例要大于诸大臣。明代大臣几乎无恶谥，但得恶谥的藩王有16人；清代大臣宗室皆无恶谥，但庆亲王奕劻差点成了这唯一人选。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1917年奕劻死后，内务府拟好几个好字眼请溥仪定夺，溥仪当时11岁，认定是奕劻就是亡清的罪人，是他收了袁世凯的银子才逼迫隆裕太后及自己逊位的，所以坚持要给奕劻谥“缪”或者“丑”。其父载沣拿了个“献”字骗他说，你看这有个“犬”，不是好字眼，就用这个吧？结果溥仪又哭又闹，坚决不同意。但载沣无论如何不能让奕劻遗臭万年，第二天又找了个“密”字，溥仪觉得不是个好字眼就同意了，后来才知道“追补前过曰密”，是个平谥。

 溥仪已经是个失势的前朝逊帝了，如果他有能力继续做大清的皇帝，完全可以把奕劻的谥号改过来。因为谥号历来就有予、追、加、改、夺、复，因为谥号影响着一个人的名声，所以谁也愿意得到更好的谥号，而不希望得恶谥；一旦得不到理想的谥号，家属门生都会不断申诉，然后大臣们再议，一旦双方互不相让，皇帝也很为难，这大概也是宋之后几乎不给恶谥的原因吧？谥号的予、追、加、改、夺、复也是朝局的风向标，体现的是朝廷治国策略。清兵入关后，对南明抵抗政权大肆屠杀，而几十年后却对这些人都旌表其节义，追加谥号，但无论是屠杀还是追谥都是稳定政权的需要。之前的屠杀是为了震慑民众，而天下稳定之后，就需要通过表彰这些抵抗之士来要求民众忠于朝廷。前文所言的岳飞秦桧的谥号变更背后是南宋主战与主和的斗争，秦桧由忠献而缪狠，此谓改；岳飞由武穆而忠武，此谓加。而王安石与司马光谥号的变化更是北宋党争残酷的体现。王安石死的时候，正值新法尽废，元祐党人当权，两次拜相叱咤风云的王荆公竟无谥号，可谓凄凉；而几个月后司马光也去世，却倍受哀荣，追赠太师，谥“文正”，此谓予。七年之后，哲宗亲政，元丰党人当权，尽斥旧党，剥夺了司马光的一切封号以及文正的谥号，此谓夺；并追谥王安石为“文”，配享孔庙，此谓追。几十年后，金兵南下，为了安抚人心，宋钦宗罢斥蔡京，又恢复了司马光的一切荣誉及文正的谥号，此谓复。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谥号的予、夺、追、复背后是残酷的党争，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个争论；直到如今，这个争论的战火仍在网络上蔓延，网友们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这个争论就是王安石的“文”和司马光的“文正”哪个才是谥号的最高荣誉！

  谥号一开始只是针对不同品行的道德评价，只有美谥平谥与恶谥，并没有明确规定那个就比那个更美或更丑，但随着谥号给的越来越多，后人的谥号往往要和前人进行比较，如果和之前万人景仰的先贤得到同样的谥号，那无异于也把自己与先贤相提并论了；再加上后代逐渐没有了恶谥，那么美谥也需要有个级别了，所以谥号便逐渐有了等级。在不同的时代，官员们的追求是不同的，不过大家最青睐的都莫过于“文”“武”“忠”“正”这几个字。很多朝代的开国之君谥号以“武”居多，而二代促进王朝繁荣的多谥“文”，所以一开始谥号多以文武为荣，文臣多文字头，武将多武字头，而文武全才、出将入相的多忠字头。唐之后古人逐渐重文抑武，武将们似乎也并不像文人那么在意谥号的等级，故后来武字头的谥号并不如文字头的谥号光辉耀眼受人追捧。唐代李栖筠说：“谥号述行，莫美于文。”所以之前的普通文臣很少单谥文，一般都是窦固、司马昭、宇文泰之类的权臣。唐朝之后，由于双字谥逐渐占据主流，文逐渐更偏重于其文化文学方面的贡献，比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白居易在诗文革新贡献，杨亿的西昆体在当时的影响、朱熹对于儒家理学的贡献都是其获谥“文”的重要因素。而双字谥占据主流后，先是“文献”极美，唐之前只有王导一人获得；唐代由于魏征、宋璟等名相获谥“文贞”，故文贞成了众人追逐的目标，几乎每次欲给某人谥文贞都会引起朝廷君臣的争议。到了宋代，由于宋仁宗叫赵祯，出于避讳，改文贞为文正。真正将文正推向美谥至高点的正是司马光，北宋名臣夏竦死后，宋仁宗准备赐他谥文正，结果司马光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当此谥？”正是司马光这句话将“文正”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又由于其他大臣的反对，最终夏竦被谥文庄。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死后，被谥为这至高无上的“文正”。但几年后，宋哲宗给王安石追加谥号时，很想压旧党一头，但是文正已经到头了，如果也给王安石谥文正，充其量也就和司马光持平，最终给王安石谥当时已很罕见的单字谥“文”，大概有将王安石与更早的贤臣相提并论来压司马光一头的意思吧？但这并不影响后世对于文正的狂热，“生晋太傅，死谥文正”成了文人们梦寐以求的追求。明朝之后，《明会典》正式将文正定为第一等的谥号，其后是文贞、文忠、文成、文献、文端……整个明代除了弘光追谥的方孝儒倪元璐，得文正的仅李东阳谢迁二人。刘伯温、王阳明都是文成，杨士奇、徐阶都是文贞，张居正、杨廷和都是文忠，才子解缙和连中三元的商辂都是文毅。李东阳弥留之际不肯咽气，就是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得到这个谥号，当确切消息传来时，李东阳喜极而泣，甚至要挣扎起来给为他争取的内阁首辅杨一清磕头。杨一清这样做，一方面出于交情，另一方面大概也希望自己的后继者也给自己个文正吧，但最终他只得到个文襄。清代得文正谥号的有八人，但名副其实者或许只有曾国藩。清代第一个或文正谥号的是汤斌，虽有修《明史》之功，但地位更高的总裁张廷玉才谥低数等级的文和，汤斌获谥文正的背景是文字狱大兴，乾隆大概是以此宣示只有甘心为奴，不敢有任何违背主旋律思想的人，其文才正。清代谥法并未完全照搬明代，文襄在明代排名要比文正低二三十个等级，但清咸丰后对文襄极为看重，咸丰帝亲谕文襄不可轻易授人，故之后得谥文襄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而同时期得文正者为杜受田、孙家鼐、李鸿藻等，皆因帝师身份而非文治武略，反而拉低了文正的地位。民间习惯将包拯称之为包文正，但事实上包拯的谥号不是文正，而是孝肃。

     孝字头的谥号实际上古人看的极重，古人讲究百善孝为先，但古代官员长期在外做官，很少床前尽孝，所以谥号为孝的官员极少，唐之后得此谥之大臣仅二人，除了包拯的孝肃，还有明代陈文的孝勇，到了清代不仅大臣，连宗室都没人得到过孝的谥号。忠孝是古人最高的道德标准，既然忠孝难以两全，故古人便特别在意“忠”。得到忠字头谥号的一般都是文韬武略能定国安邦的角色，如宋代开国宰相赵普的“忠献”，力挽狂澜挽救大明的于谦的“忠肃”。文正只是文官们的最高追求，而文武通才国之栋梁谥号之极美者莫过于“忠武”。历史上第一个得忠武的是诸葛亮，故其后谥忠武者少之又少，一般人根本不敢奢望，得谥者如尉迟恭、郭子仪、李晟、岳飞、韩世忠等无不都是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