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全 儒： 永 远 的 目 光

       永 远 的 目 光

                                   李 全 儒

转眼父亲离世五年了，五年来思念常常伴随着我，看着父亲遗像上的目光仿佛还和生前一样时刻关注着我，慈祥之中含着关爱、含着希望、含着担心......

父亲眼中的我

父亲眼中的我永远长不大。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确逢县里机构改革，所以，刚刚转正定级两个多月，就被提拔为人民公社的副主任，父亲听见消息专门赶到县城和我彻夜长谈。父亲说，这是机遇，不是你的本事，父亲接下来就安顿我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对待老百姓，怎样尽力做好本职工作，怎样尊重领导团结同志，最后还说要是觉的自己不行就早点主动向组织辞职，不要等组织上免你的。

第二天我送父亲走的时候父亲又说，言多语失、食多伤心，多做事、少说话。

我在基层的工作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仅一年就被调县农牧局任副局长。表面看是平调，实质上有重用的意思，因为一来是从偏远的山区乡村调到了县城，二来农牧局是两个局（农业畜牧）合并的，连基层差不多二百来号职工，那个时候的局里就两三个领导，我自己分管的一摊子，也忙也有点小权力，父亲更加关注我了，每当逢年过节我们弟兄姊妹回家团聚的时候，父亲总要和我睡几个晚上，几乎就是彻夜长谈。父亲和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不要爱公家的钱财，“使官钱吃冷饭病在后头”。并以自己的亲历亲练和身边的人和事举例子教育我。“砍一斧子震百林，说一个比方劝一个人。”你老子我工作了这么多年，经历过的运动不少，可是每次运动大气也呵不着我。是的，从乡里最初筹建卫生所起，直到规模扩大硬件提升，乡卫生所改名为公社医院又改名为中心医院直到又叫做地段医院，父亲一直就是院长，三十多年来从单位到社会，只要是认识父亲的人说起父亲就一句话，可世界的大好人。

我在农牧局工作了六年多，其中还主持了差不多一年的全局工作，刚逾而立之年又被调任乡党委书记。那个乡无论从经济条件还是人口规模在县里都属于中等偏上，再加上当时我是全县最年轻的乡镇书记，父亲就感觉我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更是对我更加耳提面命、关怀备至，遗憾的是我在那个乡仅干了三年便因煤矿事故被免职了。从事故本身看与我的责任不大，自己感到有点屈，可是父亲却不这么认为，还是觉的我有不周到的地方，父亲说，我总觉的你年轻，做营生踏深站浅，“少年得志难远行。”你现在摔个跟头也是好事，这几年你太顺了，这就是父亲的看法。

聊以自慰的是，乡里的五千多老百姓对我很接爱、很爱戴。二十多年后有三个村的群众因为煤矿企业和地方有利益纠纷到县里上访，在别人接访无效时不知是谁向县领导推荐了我，半夜把我叫去处理、我一进会议室群众的情绪就变了，言辞温和并且和我畅所欲言，原来有几个言辞激烈、想法复杂的人也脸红老羞低头不语，事情很快就处理妥当。现在回想我和老百姓亲近的工作方式主要得益于父亲的教诲。

随着时间的的推移，离休后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搬到县城居住，我歇职的几年闲的学会了个打麻将，主要是和朋友同事，输赢不大，三五十，百八十，有了就掏，没就记着，赊三欠二，出铜不利，也就是个娱乐消遣。可是就这个事情把父亲担心的够呛，怕我输急了乱抓挖钱，最主要的是怕坐禁闭，在他老人家的脑子里，只要是带彩头的耍就是赌博，公安局就肯定要抓的。五六岁的女儿抓住我这个弱点想要毛钱了、或者是不想让我出去耍，就用告爷爷的办法要挟我，我每次都得拿钱糊口，妻子倒是清楚，每次父亲来家里训我，她都帮我解脱。

歇职三年多组织上新成立了个县委接待处，让我去当主任，我的理解也是工作需要、也是为了安排我。父亲却说，尽管你以前的工作没做好，但组织上还是没有忘记你，这次你可要怀揣感恩的心好哈工作，再出差池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了。我很清楚父亲说的是心里话，他们那辈子人，只要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对党的感情是真心的，何况父亲还是建国前参军的老八路呢。

我上班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迎来送往吃喝招待，朋友以及关系近些的县领导都戏称我处长。我和父亲说，我的工作是处级称呼、科级架子；炊事员的生活、通讯员的工作。父亲说当开玩笑可以，但是心里可不敢真的那样认为。“三讲”那年父亲连续到单位找我，每次看见办公室有别人就走开了，同事们说，你狗的不是把老汉的工资给输了哇。当父亲再次来的时候几个同事就知趣地走开了，父亲神秘兮兮的关好门就说，我最近听见我党又搞运动呀，老子现在和你说，你在这个地方白吃白喝，你赶紧估算给哈，看大概多少钱，知道你也没几个鬼沙板子，老子我还有个万数八千，你先取出来上交了，同时再写个诚恳的检查看能过关呀不能。我说我的吃喝和接待单位的服务人员一起进入接待单位的经营成本了，这个是规定可以的，你就放心哇。再说，这次三讲是副处以上的领导干部，你儿子还探不上那个“菜碟子”，你要是养哈个够三讲的儿子，你老汉还兴得能呛架住了。由于父亲耳聋，我们的话全部被同事们听到，取笑了我好久。

每年正月初一，我们弟兄姊妹都要和父母亲团聚吃中午饭，饭后我掏出一包软中华给弟兄几个，哥哥接烟就说这烟现在一包五六十了，我得意的说，那肯定。不经意间我看见父亲脸色沉沉的，以为是父亲不抽烟嫌呛了，我就把窗户打开一点。父亲明白了我的意思，说我不是嫌呛，应该大新正月初一我不说你们，但是由不得想说，一盒烟一袋子白面，你怎舍得糟蹋那钱来来。我说，大，你别操心，是别人送我的，其实就是在省城做买卖的同学年前父亲去世我帮忙，人家走的时候送了我一条，我舍不得抽，攒到过年拿出来显摆。父亲说不管哪里来的，也是花钱了，我就看不惯你们现在的大手大脚，你把烟戒了，花上钱害身体为甚。从那以后虽然我没有戒烟，但是也抽的很少，并且直到父亲去世我也没敢当着父亲的面抽烟。这以后一直到我调任局长再被提拔为副处级，父亲就是时刻提醒我不要抓挖公家的钱财。父亲常说，姊妹几个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其实也不是我不省事，主要是因为兄弟姊妹几个都是搞业务的一般职工，就我一个还能算是个“吃官饭”的，所以父亲就怕我犯错误。

我眼中的父亲

我眼中的父亲永远不会老，永远那么勤谨，那么善良。可是当我发现父亲老了、来日不多想竭力多尽孝的时候已经迟了，真真的“子欲养而亲不待”。这里我想起了高定存先生《母亲今年变老》里的一段话“我们对父母的渐渐变老感觉很迟钝，总觉的她们不会老，是常青树，觉着她们会为我们遮风挡雨、分享我们的喜悦、体谅我们的难处、包容我们的过失，直到有那么一天因年老体衰由量变到质变突然发生全面不适应时我们才猛然意识到父母老矣　。＂

从我记忆之日起父亲就是那么忙碌，干瘦的身体永不闲着，随身俩件工具，一件是经年不变的红十字药箱，一件是应时的劳动家俱。乡医院离村大概六七公里，全部是山路。父亲每次回家就是先路过自留地里干活再进家门，父亲前脚进家后脚就跟进许多乡亲，问病的、买药的一大群。往往是人群散尽夜已很深。第二天我睁眼父亲早去地里劳动了，乡亲们说父亲要是没吃公家饭真是农业社里的好受苦人。我问父亲，你十六七岁哪来那么高的觉悟，就敢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志愿参军。父亲说，真是苶猴，哪有个觉悟了，咱这里是老区，四零年新政权就进来了（县里以四零年解放为纪年），我们老弟兄三个都是挨肩肩的年龄，肯定要走一个的，我不走就是个你二爹、三爹走，明知道走了十有八九回不来，我是老大，舍不得让他们去送命哇。要说有觉悟是到了部队上接受教育才开始真的有点觉悟了，特别是入党以后。父亲身材瘦小,刚到部队人还没有枪高，就被分到卫生队当看护，这也成就了父亲一生从医的职业。父亲说，一仗下来缺腿断胳膊、破肠烂肚的甚伤员也有，一到卫生队全部是我们的爷爷，祖爷爷，打骂看护是常事，我们一起有好几个看护就是受不行这气，自己主动要求下连队上战场了。父亲又说，其实将心比心都是人生父母养的，我能理解那些战友，那个时候基本就没有什么止疼药，他们是实在疼的没法子哇，不给我们发火还能给谁发了。咱心善，看见那些重伤员我就哭，反正他们发他们的脾气我做我的营生，伺候上三五天只要他们脑子精明了就数和我好了，全部叫我小弟弟，我倒是可以翻过来随便数说他们。我说， 大，你要是上战场说不定就没咱现在这个家了。父亲说，不是说不定，是一定，咱村里比我早走的还有三个，你见谁回来了。我说，大，你就没有要求下连队吗？怎么没有，那是都需要表态的，尤其入党以后，可是卫生队就是不放我，伤员首先就不同意。我说，大，那是你命好，父亲说不是命好，是咱心善，看见那些血淋淋的伤员我也是疼的撕心裂肺，就想好哈伺候好他们，端屎倒尿掏屁股我是甚也不嫌。是的，父亲转业到地方先参加组建县医院到后来新建乡医院并一直担任院长，就凭自己一颗善良的心，把病人当亲人博得了人们的爱戴和信任。作为县医院的首位外科手术大夫，五十年代初受命回乡组建卫生院，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到七十年代就可以开展腹外手术，什么肠梗阻、阑尾炎、宫外孕、刨腹产都可以做，时代进步到今天这些事情反倒连想也不敢想了。有一次我说大你真胆大了，那个时候乡里连电也没有，你们咋敢开展手术来来，闹哈个人命发生医患纠纷可咋解呀。父亲说，那个时候没想过这些，那时的人心都好，医生、病人、家属都像一家人一样亲，就那时的交通条件，乡亲们有急病不就近做手术，等舞弄到县医院肯定耽搁了，再说你老子还真命好，做的手术也没有失败过。就因为这些因素，父亲离休了还被返聘又当了四年院长。

父亲眼中的世人

父亲眼中的世人全是好人，病人全是亲人。父亲常说，你们做行政工作，尤其是当领导的一定不要主观的、带意识的看人，猪往前拱鸡往后刨，没好赖，都是为了生活。

我自幼体弱多病，初高中都是跟在父亲身边上的学，父亲接人待物的高尚风范潜移默化对我影响很大。

父亲是院长，享有单独的一孔窑洞，办公室兼宿舍。我就和父亲住一起。厾子大个炕有时就突然挤进个病人住下了，尤其是残老古病的，呵鼻子吐粘痰、虱子满身、气味呛鼻，我是真忍不住的嫌弃，可是只要流露出一点意思就被父亲严厉的眼神制止了。等病人康复一走父亲就教训我，有时候我也反驳了，放下病房为什么不去住，父亲就说，住一天三毛钱，你看见他那个样子了，别说住院费，连药钱也是我给贴的。是的，父亲从医一生不知道贴了多少钱，说来外人很难相信，就连不是亲眼所见的个别近亲对父亲去世以后没有留下多少钱财还大惑不解。医院规定，来院看病，一支处方加收五分钱，处方下面专门有一栏印制好的处方费五分，在药房记药价的时候就自然加入了，出诊的医生在药房领的药回来以后销账要补上处方销。父亲是院长，规定必须带头执行，出诊走满满的一箱药，回来就空了，父亲一晚上在煤油灯下补处方，每补一支处方父亲就贴五分钱。父亲说，世穷的，老百姓一颗汗珠摔八瓣，背一天阳婆爷爷仅多能挣五分钱，根本不忍心再加收那个处方费（那个时候的生产队一个工分也就七八分）。父亲每月五十来块工资养活的七八口人，我们姊妹五个也是挨肩肩年龄，都在上学，母亲和外祖母、还有我的大姑都是常年药不离嘴，爷爷奶奶也需要照顾，父亲就以他微薄的工资、菩萨般的心肠、博大的爱心、尽自己的能力善待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父亲眼中的同事

父亲眼中的同事都是家人，单位和父亲年龄差不多的人父亲和他们处得情同手足，比父亲小的晚辈则视如己出。

六六年“文革”开始，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都往基层分配，院里分来一个南京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叫曹世仲，祖籍山东，长得人高马大 ，不愧山东大汉的称谓 。那时的医院规模小，就五个窑洞，伙房兼餐厅占一间，药房兼库房一间，父亲作为院长单独享有一间但也兼作诊疗室用，其它俩间分作男女职工的宿舍也兼诊疗室，曹大夫自然就和另外俩个男职工挤一起住了。那俩个职工都是农村自带吃米来的小学徒、初小文化，个人卫生和集体卫生都够呛，医院里早饭是酸粥，用曹的话说是闻见就作呕。所以不到一个星期曹就闹情绪，早饭不吃，白天蒙头睡觉，发脾气摔东西，骂人的话一句也听不懂，把俩个小学徒吓的不敢单独和他在一起。父亲立即动手把院子南面的一个放杂物的小房子清理打扫一番，拿旧报纸糊出来自己搬进去住下，把自己的院长办公室兼宿舍腾给曹单独住，并且帮他做饭开小灶，把个曹大夫感动的马上就像变了一个人。过了半年多，通过父亲的努力推荐和协调，曹就调入县医院了,七十年代初调回山东，和父亲通讯往来好久，逢年过节还要寄点山东的土特产。

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医院又分来三个大同医专毕业的女生，年龄都在十八九岁之间，按姓氏我叫黄大姐、候大姐、武大姐。黄和武都是太原晋祠人，候是侯马人。黄大姐矮矮的、胖胖的、牙齿有点黄，武大姐高大健壮、一眼微斜，只有候大姐瘦小精干比较漂亮。三人的个性和外表似乎很一致，武大姐开朗直率脾气火爆、带点男人的性格，黄大姐憨实随和，只有候大姐精明强干，外秀内坚，永不服输，但是三人中候大姐的家庭成分最高，是富农。当时伟大领袖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烈火”正光焰万丈、如火如荼，地主富农就归于“地、富、反、坏、右”的行列，是被批斗改造的对象，就连我们这偏远的山区乡村也到处是红色的海洋，批斗会隔三差五的开，大字报到处张贴。所以候大姐自感低人一等，工作拼命干，做人很低调。

公社一个部队转业的武装部长，一下就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了全公社的红人，整天穿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腰间胯一把盒子枪，率领一帮子红卫兵斗人，那个英武之气把我们一帮小屁孩羡慕的整天跟着学他的样子举拳头、呼口号，钻人群缝看热闹。突然有一段时间部长的注意力就转移了，批斗会也少了，老跑医院，来了就想法子找候大姐看病，更多的时间是谈心或者做政治思想工作，大约月数光景候大姐就找父亲说悄悄话，完了又满脸泪痕地走开，接着父亲就安排候大姐到村合作医疗卫生所帮助工作，不久可能是因为工作非常需要，部长也放下全公社的“斗、批、改”重任去那个村“抓革命、促生产”了。期间候大姐返回医院和父亲密谈了俩次，第二次父亲发火骂了句，两个娃娃的老子了，真不是个东西。父亲从来不发火、不骂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父亲仅有的一次最严厉的骂人话。接着父亲给候大姐准了三个月的探亲假，并反复叮咛，回去用这三个月的时间抓紧联系工作，只要有单位接收你，咱这面的手续我来办，不用你来回跑。从那以后候大姐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我长大以后听说候大姐在长治工作，也当了一个医院的院长。武大姐结婚以后每次男人来探亲，父亲就把自己的办公室兼宿舍腾出来让给这对夫妇。通过父亲的努力帮助，武大姐和黄大姐也分批调走。武大姐调到包头。黄大姐结婚最迟，调走的也迟，回到了太原。父亲说，大城市来的猴女女，在咱这山旮旯里生活条件艰苦先不说，就是找个对象也难，真是活受罪的了。三位大姐离开后和父亲通信开头言必称叔父，结尾都是侄女百拜。

公社有个姓王的秘书，二十多岁的单身汉，深度近视，带的眼镜就像个瓶底子，有天晚上突然找到父亲悄悄的要买耗子药，说是住的家耗子拾翻的不能，父亲观言察色觉得不对劲，就开始和王秘书拉家常，没几句王就抱头痛哭。原来王秘书就因为和公社所在地村里的女人多说了几句话，运动中就被批斗的过不了关，想用这个办法解脱自己。父亲夹骂带劝俩人坐了半夜，我七断八个截记住一些句话。父亲说，古话封死了，软过关口、硬过渡口，苶娃娃，你还小，头发畔畔整才黑呀，咋就想走这条路，山背后的日子可长了，千万咬牙坚持的，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看那么多老革命也受罪的了，你年纪轻轻就受不行吗。就这样父亲一席话救了一条命。王后来调回县城工作，在正科级的位子上退休，现在他的儿子也是正科干部，写的一手好文章。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大概十来年时间，县里先后给医院配备过两位支部书记。第一位姓张，矮个子稍胖、脸黑黑的显得敦实憨厚，是文革后期各级领导班子搞“老、中、青”三结合没有被结合进去的一位公社干部。由于上级要求各单位都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支书就成为医院的一把手，父亲自觉居于副手的位置请示汇报，对张很尊重。不久张就把自己的侄儿安排到医院上班了。第二年县卫生局给医院一个调级增资指标，张第一个接到文件压了几天，等父亲出诊后叫了几个人小范围内表决了一下就把自己报上去了，父亲回来张和父亲口头通报此事，父亲说我同意就报你。谁知没几天卫生局就来人调查此事，原因是全县就父亲所在的医院没有严格执行文件规定，上报人的条件不符合要求。并召集全体人员开会宣读文件，原来文件里有一条专门强调这次增资是给从事医务工作多年、工资偏低、近五年未调级的技术干部，行政干部不在范围。并且要求就这次没有认真执行文件精神做出检讨，张在会上一言不发，父亲作为院长做了检查。正好前几年有一次增资的机会父亲主动让给一位老中医，所以这次就毫无疑问轮到了父亲。其实那时增加一级工资也就是五六元，可是就这五六元对一个家庭来说真是雪中炭、三九衣。也难怪张要这么做，人心都一样。不久张被调走，其侄儿也原路退回。

第二位支书也是邻近公社调来的，姓王，比父亲年龄稍大点，个高人痩、随和谦逊，来了就表态，咱是外行，医院的事情甚也不管，就管伙房。尽管这样父亲还是和对待第一位书记那样请示汇报，可是王说到做到，对医院里的事情概不过问，就是把大师傅抓了个紧，小到油盐醋酱怎么调，大到隔几天改善伙食吃什么，都是一手遮天、一锤定音，大师傅生脑子头疼，全院职工乐了个管够，从那以后一直到王退休，医院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世人眼中的父亲

世人眼中的父亲就是活菩萨。老家三乡百村一万多老百姓说起父亲就一句话，救命菩萨、人喜神爱。在全县的卫生系统父亲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我长大以后步入社会才清楚，父亲的医术并没有多麽高明，父亲的威望全凭高尚的医德。

那时的吃粮是村集体分，叫做够不够、三百六。我们姊妹五个正是费饭的年龄，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好在村里给我家留的自留地是全村比较好的地块，靠近路边，比较平坦，肥力也可以，再加上父亲的下辛苦作务，基本能够保证饿不上肚皮。其实说是父亲下辛苦作务的了，但毕竟父亲的工作太忙，有时难免误农时，这就全凭乡亲们帮忙了。“糜锄点点谷锄针、豆田锄的黄酒盅”。糜子刚出土、谷子长到一根针的时候就是破苗的最佳时机，错上俩三天收成就大不一样，老乡叫做锄垄子田，腰弯到九十度、和地面平行，是最费手脚、最累人的活，弯腰趴胯劳动一天腰部就像断裂一样的疼，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了四年、对此深有体会。有的乡亲路过看见我家的自留地苗子紧等锄的了，不去自家的地里就先锄我家的，有时候父亲路过能碰见，有时候碰不见就不知道是谁，反正这样的事情多也就记不清楚了，不知道该感谢哪个人。我家的瓜菜自留地就从没有丢失过能吃的东西，有时候瓜菜熟了，还有人专门跑家里告诉，赶紧去地里收拾，再不收拾就烂地里了。我家在村里辈份大，每年乡亲们都要给自家不省事的猴娃子安顿，哪里是你大爷爷家的自留地，不敢去糟害。我家的院墙外有三颗杏树，杏熟的自然落地也没有人摘取，母亲就摘一大笸箩挨家挨户的送。

有一年家乡四村的部分群众开着四十来个小四轮把准朔铁路给堵了，原因是占地和运煤污染，乡里反应到县里，县里派我牵头组织工作组去处理，回到乡里开群众大会，我进会议室门就听见有人指点，那是李医生家的二猴小子，还没有走到前台人们就问询开了，二子，你回来了，你老子身体还好哇。我边走边握手、答应、打招呼，到我落座之后老乡们的情绪已经大变，会议开的气氛很好、问题也很快就解决了。午饭时乡书记说，你回来那么多人和你打招呼、显得很亲近、没有一点对立情绪。乡人大主席说，与他老子在咱这里的影响不无关系，那老汉在咱这片地皮上的印象真好，人们都不好意思乱来、留情面的了。

是的，我深深感受到了父亲的厚德给我辈生活和工作中带来的福祉永远享用不尽。

父亲有许多贴心的农民朋友，在我的记忆里有这么几个人和父亲情同手足，一个是县国营林场的工人、还有俩个是临近乡镇的村支部书记，是家里的常客、座上宾，我们就按照和父亲年龄的排序分别叫二叔、三叔，四叔。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不叫叔叔，叫拜爹，他和父亲是叩头兄弟，从我记事之日起我们俩家就来往的跟一家人一样亲，俩家大人互相都视对方的儿女为己出。拜爹是个木匠，拜爹的大儿子和我又是高中同学，比我大一岁，我叫哥。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拜爹就要求我哥只要考住了，就学医，就像你拜爹那样当一辈子受人敬重的医生，哥果然不负拜爹的厚望入住大同医专，毕业后又分配到父亲所在的医院从医，不到一年就因医德医术出众，被县医院调走，目前是县人大副主任兼中医院院长，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中医院建设成为省内一流的医院，哥自己也成为享誉周边县市的名医。

在我的爷爷娘娘去世以后有一次我问父亲，大，你想你大你妈了不?父亲反问我，为什么问这了。我说，我是不敢接受你们二老百年之后我想的咋活呀。父亲憨憨的一笑，苶猴，想不想都没用、越想越远，再说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炕上有个屙屎的、坟里有个烧纸的，人就这么回事。父亲就是这样以自己朴素的世界观想人生、看社会、待世人、走完了他平凡的人生之路.

时至今日，面对父亲遗像上的目光，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父亲，大您歇心哇，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基本上按照您的要求走完了为党为人民工作的路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您的儿子不敢说是模范，但合格是肯定的。 

作者简介         

李全儒，一九五八年生，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回村劳动，一九七八年考入山西农业大学，一九八二年毕业分配河曲工作，先后任人民公社副主任，农牧局副局长，乡党委书记，县委接待办主任，环保局长，县政协副主席。工作之余爱好文学创作，曾在各类地市级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多篇，长篇小说巜大头将军》于二O一六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