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存弼：平视，难得的平视

受时、地、人诸般条件所限，我至今没有亲眼见过任何一位中央领导，就连当年的红太阳毛主席，碗大汤宽地撒开人马让去北京城“接见”，我也没去过，因为我没资格当红卫兵，当然就不敢混上一群狼拌汤扯上二尺红标布半夜从村里跑出去满世界大串连。造反夺权更不沾边。中央领导以下的省、地、县级领导呢，直到文化革命后期，1975年之前，也没有见过一个。就连县里当年打成黑帮，串起来被牵着四处游街的周、路、苗、王、郝、胡、杜，也没见过一个。

1975年正月，镇上七年制学校怕我“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辟资本主义，就撤了我的民办教师，让回村受苦去，却没想到黄河天桥电站二分部河曲营第三次到村里要人，我就到电站去当了民工，业余帮办营里的文艺宣传队。在营里没呆多久，又让二分部发现了，抽回政工组下属的宣传组专职搞开了宣传。我的铺盖卷也从暖泉村临时工棚搬出来，铺进设在义门的二分部驻地一号窑洞，并在分部食堂上灶。就是在这里，亲眼见过并长期接触过几位真的不算小的大干部：杨占春，范崇厚，孟广昭，王毅……

某日早晨去灶上吃饭，去得早了点，刘大师傅说蒸馍和窝头还没蒸熟，你就等上几分钟吧。我就在厨房地上走动着，漫无目的地瞎看。走到门边时，发现门背后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边用粉笔画着各种图形，头一个就是一颗长角的山羊头，下颏上似乎还有两根胡子，后边跟着一串横竖凑合成的“正”字。我很奇怪，就问大师傅这上边画的是什么意思。刘师傅也是河曲人，黑干长条，样子不像一般自带干净的厨师，稍显邋遢。见问，朝这边走过来几步，你是说那？那是给领导们记的饭工。我说这个羊头代表的是谁？大师傅显得有点不自在了，说那是杨指挥。杨指挥就是杨占春，好像是忻县地区的副专员。我说刘师傅，你把杨专员给画成颗羊头，这可是带有污辱性质的，你可不能再这样记了。刘师傅说，我不识字，一个也不识，不画就没办法记了。我说就没有哪个领导批评过你？刘师傅说，可多批评过了，咱河曲家那许组长就批评过，我没办法嘛，让他们换个人来做饭吧，他们还为我做得合口味哩，硬是不换，你说能咋？我说杨指挥知道不知道？刘师傅说咋不知道？许组长报告给了，直估摸杨指挥会怒气冲冲地把我给吃了，人家杨指挥却笑眯眯地说，刘半狮那狗日的画得还不赖哩，就那么记着吧，没事。

天桥电站的领导是按军队建制配备的，最大的叫总指挥，由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担任。陕西和山西各设分指挥部，团级建制，山西是二分部，设不设指挥我没搞清楚，但杨指挥确实是指挥，很可能是总部的指挥，反正人们都那么叫着。听说杨指挥身体不怎么样，所以在天桥不常露面，就是来了天桥，我们这些人一般是见不着的，所以我与杨指挥就没多照过几回面。但杨指挥的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有一回，也是在厨房里吃饭，杨指挥见我打上饭就要走，就叫住我说，你这后生，咋不和我说两句话就走呀？这食堂是有厨房没饭厅，领导们就围住那块大面案吃，我们是端回去在窑洞里吃。我其实不是躲杨指挥，我们几个“以工代干”的民工儿子若是都攒在厨房里，领导们来了就没地方了。又且我们在这灶上吃饭也不是多么冠冕，纵然是“以工代干”了，也不能和人家那正经干部平起平坐，更何况那些正经干部中还有不少大干部呢。再说，我们一般是吃窝头，很少吃馒头；而领导们肯定不是顿顿窝头，坐在一起吃，感觉不会有多好。今儿见杨指挥留我，只好折回来，站到案板边上，陪着杨指挥说话。我是从村里出来的。在村里，那生产队长也是相当可怕的，他倒没有生杀予夺之权，但给你派的工种好赖，记的工多工少，分的秤高秤低，葫芦山药的大小，这些可是能掌握了的。所以那队长也是很有架套的。而杨指挥，杨专员，你知道他比队长高多少级，大多少倍？却多少也没有一点架套，这就怪了。杨专员问我你是河曲的？高中毕业生？听说你写得可不赖哩，是不是？我忙谦虚，不行不行。杨专员又说，河曲是出人才的地方，我对河曲是很了解的。他没说是咋了解的，好像他还在河曲工作过。杨专员又问，你妈叫个甚？我说叫个甚甚甚。杨专员说那可是河曲本籍第一个女党员呀。我惊讶惶恐，不敢插嘴，也不敢啃窝头，就那么让饭晾着。杨专员见我实在不自在，便说还回你那窑洞吃圪哇，好好给老范老孟他们工作啊。我这才如获大赦般离开厨房，回到一号窑洞，吸溜了那半碗凉稀饭，啃下去那个凉窝头，一溜烟奔向工地。

杨指挥让我好好给工作的老范，是二分部政委范崇厚。分部配备政委团长，二分部好像是范政委说了算，这点与部队稍有区别。范政委是个胖子，勒紧裤腰带外加一根草绳，也还显得有些臃肿。好嗓门，虚呵呵的，挺宏亮。拦洪坝导截流那次，范政委让我给写个动员大会上的表态发言，我很有勇气地接受了任务，并且连夜赶写出来，第二天上午又修改润色了一通，直搞到过午时分。我脑子里盘算着是给送上分部驻地去呢，还是等范政委下来工地再给交稿。我们宣传组在工地上庙峁村下边的小沟岔里，上义门分部还有一大截子山路呢，全靠步跑。我实在想偷点懒。

正在犹豫，听得院里范政委的声音在高喊：大笔杆子，你在哪厢哩？我拿起讲稿忙跑出去，说，范政委，我正还是想给你送上去哩，你就赶下来了。范政委说，嘿咦，你写下就够辛苦的了，还能再让你给送上去？随手将稿子往口袋里一装，抻了抻腰上系着的草绳，转身就走。我说范政委，你先看看稿子行不行，我再……范政委边走边说，来不及了……你写下的还能有问题？看着范政委朝拦洪坝体匆匆赶去的身影，一股自责袭上心头。早知道因为自己一时偷懒险些误了大事，咋如中午就给送上二分部，让范政委看了提出修改意见，我再赶趁着改写出来多好？整整一下午心头忽上忽下的，像偷了人似的不好受。第二天早上在分部院里遇见范政委，正思谋该如何打招呼呢，范政委却抢先和我说，还是我们这大笔杆子嘛，写出来那东西就是不一样，加上我这好筒状(嗓门)，把一分部家给彻底镇住了。我的心上一下子轻松起来。范政委又说，你咋晓得把字写了那么大来？一颗是一颗的，看得可真致哩。我倒不知道范政委眼睛好赖，只是觉得领导们年纪大了，眼睛估计好不到哪里去，便在208的稿纸上写了百十个字，不长的表态发言我用了八张稿纸。

杨指挥让我给好好工作的老孟，是二分部政委孟广昭。孟政委最像领导了，从长相、身架、穿扮，到出言吐语举手投足，处处都体现出一个老领导的风范。看年纪，他比范政委大，看神情，他比范政委庄重，他绝对不会把草绳系在深蓝色涤卡褂子上。他住的5号窑洞收拾得最整洁，党委开会一般就在他的窑洞里，所以我的印像中他是正政委，范政委是副的。又且听说来电站前，孟政委是宁武县革委主任，范政委好像是岢岚县革委主任。宁武比岢岚大多了，它的革委主任也应该比岢岚的革委主任高一圪磴吧？

一天，宣传组崔组长通知我到5号窑洞开会。问是甚会？老崔说是党委会。我坐着没挪窝。隔不一会老崔又来催，说是就等我哩。我说老崔你是不是听错了，我怎么能参加那会哩？老崔说我也有点奇怪，可孟政委硬让你去参加哩。没办法，只好跟着老崔到了5号窑洞。领导都到齐了，我探头探脑地进去，蹲在地炉子那儿。领导们这窑洞很简朴，一床一柜一桌一椅，别无他物。这阵儿人到齐了，有坐床的，有坐马扎的，椅子却在那儿空着。孟政委笑笑说，这后生还有架套哩，请了两趟才过来。老崔忙说，他不信是叫他，怀疑是通知错了。孟政委说就这么几个人，咋能通知错了？叫的就是你呀。我站起身来，使劲往展豁抻了抻，说我咋能参加你们这党委会哩？你们不清楚我的家庭情况？不怕我给泄漏了国家机密？范政委说快不用寡说了，叫你过来听听会，做个记录，算列席吧，有什么机密可泄漏哩？孟政委说，有机密还能掺上你去泄漏？要我们几个做甚呀？我们可都是从禁闭中放出来的啊。过来，你给咱坐在椅子上，认真记录，不要漏下同志们的宝贵意见哇。我拿脚探手地走过去，坐到唯一的那把椅子上，开始记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处于失重状态。我一边记一边想，却好久也想不通，就说这儿是个临时单位吧，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呀，怎么能让我这个少皮没毛的货混进来给党委会做记录呢？

孟政委有个习惯，好把收到的信封翻拆过来，叠得平平展展，重糊好，以便再用。有一回我到他办公室去办事，临走时，孟政委拿出一摞糊好的旧信封让我带回去，说你不是常写稿稿往出寄么，不用掏钱买信封，也不要用公家那新信封，这就挺好，只用过一次，咋也不咋。我不好意思不拿，只好带回去了。我有时也写点稿子，可也写不下多少，更没有多少可往出寄的，那一摞子信封赶我离开天桥也没用过几个。正经用过的一次，最后还是空喜欢了一场。

《人民文学》复刊后出的第一期，登载有天津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我从朦胧中看见了一线希望，就把两年前当民办时写下的短篇小说《第一课》用孟政委给我的翻拆过的大信封贸贸然地寄去了。时隔不久，《人民文学》来函调查作者情况，分部便让河曲营派人进村调查。调查人回电站后，交分部加盖公章邮寄北京。没过多久，已被编辑改定的稿子“原稿奉还”了。问题很清楚，村里写的调查材料肯定没多写好话，或者至少用过“虽然……但是……”这样的关联词语。遭受沉重打击，着实有点想不通，整天昏头打脑萎靡不振。某天上午没去工地，一个人在一号窑洞呆坐。忽然窑门开了，进来个政工组王组长。

王组长进窑让我有点猝不及防。一般情况下，分部领导是不会亲自蒞临我们窑洞的。王组长是仅次于政委团长的大领导，来电站前是岢岚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大名王毅，外号王克思。来函复函一应情况他都清楚。我说王组长你……王组长说我来看看你，小后生有点受不住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微露赧颜，好在窑洞里光线不足，还能掩饰。我说没有，原本也是瞎碰去了，总是咱的稿子不行吧？王组长说要不到我那个窑洞去坐坐？听说王组长放下分部院里这大窑不住，硬是搬到大窑垴畔后边的土崖上一个小窑洞里去“修仙”，实际是攻读马列去了。我们从分部食堂东边的豁口处爬上窑顶，弯来绕去的，走到土崖下。一溜不规则的小窑洞呈现眼前，这分明是民工们带着家属自己挖掘出来的栖身之处，谁承想却受到老干部王毅同志的青睐。

窑洞真小，不是一般的小，盘有一付彻掌子炕，地就只比炉坑大点，放有一个小桌，一把骨牌凳子，一人容身尚可凑合，进来两个人可就转不开了。炕上是一卷油渍麻花的铺盖，铺盖的三面摊开摆放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合订本，还有一摞红旗杂志，资本论，列宁选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王组长说你坐那个凳子，我就在炕棱畔坐，坐惯了，就这么坐着思考些问题，还真不错哩。我说王组长……王组长说不要叫什么组长……心想总是给叫小了，可那文革小组的组长不是更小？我说王部长……王组长说，也不要叫部长，早不当了，就叫老王，叫老王就行了。早就听说老王有点怪，今天算是领教了。我只好说老王，你平时就这么生活么？你不能硬与自己过不去呀。老王好像从很远处将思绪揪扯回来，恍恍惚惚地说人总得有某种期许，或者就叫理想吧，那佛教徒还讲面壁呢，信奉马列主义不吃点苦能成事吗？问题是，就这么吃苦，这么追求，到现在，我还没有在中央理论刊物上发过哪怕是豆腐干大的一块块呢，也没有哪家杂志社来函调查过我的情况，你说我用不用活下去了？我说不用说中央刊物了，世上还是没发过文章的人多呀。老王说，对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受点挫折就萎靡不振死气沉沉，不应该是你所采取的人生态度。退了稿就万事皆要休了？你可年轻哩，山背后的日子可长哩。气可鼓不可泄。有时间了不要到人多红火的地方去，要惯于静坐，善于学习，安于沉思，长此以往，定出成果。

那天中午，老王不让我到别处去吃饭，他提着那个装有洋钵子茶缸子的羊肚手巾兜兜跑到下边的食堂买回饭来，与我共进了午餐。

这就是我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天桥电站筹备处那个临时单位不期而遇的几位一点也不掺水分的大干部，据说他们的行政级别哪个都是十三四级，我当时不懂，后来懂了，那是高干呀。想不到现在却又有点不懂了，他们咋就没一点点高干的架套呢？这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