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王本銮
王本銮老师,山西文水县人,山西大学毕业,1962年分配到河曲中学工作,(当时是城关初级中学)生物老师。1969年1月,学校学生全部毕业,老师们都到农村下乡劳动。一年后,学校复课,老师们回到学校任教。1976年,王老师调回文水县中学工作。
1965年秋天,我十三岁,考入城关初中。那时候,王本銮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兼生物老师。他刚刚大学毕业,正是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时候。
我父亲在城关中学工作过,我是中学院里长大的。所以,中学的老师对我另眼相看。我在老师们的办公室或者是校园里,见了老师们从来也不拘束,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一个个都是慈祥的面孔,和悦的笑脸。有时候还开个小玩笑:“我给你出个谜语,皇帝爬山,你猜一猜是谁?”(我的父亲叫王登峰)
王本銮老师,从河曲调回老家文水县中学以后,2002年和师母回来河曲走了一回,住在金源宾馆。金源宾馆的客厅和楼道,挤满了他的学生和同事。人们从内心感恩恩师的到来,有千言万语说不尽师生友谊。
王老师和我交谈的时间不长,但他对每一个人的情况心里都有一个底。他说:你儿子考山大碰到了一些难事,如果告他一声,他一定会帮忙。山大他的同学多,现在一切都好了……看到王老师两鬓斑白,精神矍铄,谈吐不减当年风采。我们衷心希望王老师和师母,经常回河曲第二故乡来看看……
今年是我们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日。人们多方打问王老师,让他在有生之年,再回河曲来和我们欢聚一次。我向邬占良说起这件事。他说:“王老师过去是和他(邬占良)闺女住在一个院子里。前几年去世了……”
王老师的去世,我们谁也不知道。听到这个噩耗,我心里一惊,希望这不是真的。但,在一个院子里住,还有假吗?
回想起王本銮老师,我对学习时期的印象已经模糊了。一来,时间短,仅一年。二来,年龄小,贪玩。唯有王老师在我们村里下乡有点印象。根据回忆,片片断断写了王老师在上榆泉村下乡的点点滴滴,以寄托我对恩师的一片思念。
1968年冬天,我初中毕业回到故乡上榆泉村。不久,我担任了大队会计。我回到村里以后,我们村里来了两个下乡干部。
我们这里,上边来的干部,十天八天到村里叫下乡,一年半载住在村里叫蹲点。一个是县里的干部,城关中学的教师,我的班主任王本銮老师。一个是鹿固公社团委张书记。他俩都是年轻人,是我们村长期蹲点的包村干部。
王本銮老师说话和气,善解人意,不说过头话。虽然没有在农村工作过,但他给人们的印象是:大学生,肚肚有东西哩,心里装着一般不说,属于少年老成那一种人。住的时间长了,人们见他不爱管事,不祸害村里。人们看出他是一个好人,敢把肚里的真心话,说给王老师听。王老师也不表态,只不过笑笑而已。
张书记在鹿固公社工作多年,又是公社团委书记,年轻气盛,对上边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公社书记主任不在时,他就是领导,在农村下乡说一不二。给社员的印象是:张书记年轻有为是个当官的料,他一到村子里,全村就不安宁了。
鹿固公社有十四个生产大队,村村有蹲点干部,公社人手不够时,连“八大员”和信用社主任、供销社主任都有任务。我们公社王寺峁、南沙窊和上榆泉这三个村子有知青,所以公社配备了强有力的干部蹲点。
我们村的两个蹲点干部,除了去公社开会汇报工作,一般情况是不离自己所包的村子。王本銮老师是县里的蹲点干部,张书记是公社的蹲点干部,按常理王老师是蹲点领导。可是王老师不爱出风头,有甚事情让张书记拿主意。只不过,张书记有时传达上边精神有弥忘的地方,王老师给补充一下。
1969年的春天,我们村里已经开始耕地。三个队长,一大早就安排社员耕地,送粪,点豆子。有任务的社员早早赶上牛椇走了,没有农活的人,也早早跟上支书到杏树塔打坝走了。蹲点干部有时也象征性地到打坝工地劳动半天,大部分时间在家写汇报材料,安排晚上的社员政治学习。
社员们劳动了满满一天,最讨厌的就是没完没了的学习开会。说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政治挂帅斗私批修……弄得社员一头雾水。在我的记忆里上榆泉村就有一家富农,家里人都走了口外,只撂下一个残疾人“罗锅”给生产队放羊,从来不和人们说话,在村外三里远的地方两眼破土窑里住着。
一到晚上,民兵连长“半狮子”拿上放在饲养员家的铁皮喇叭,站在农业社场面,放开他那破喉咙粗嗓子喊:“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到学校开会了……”
社员们三三两两地来到学校开会,黑压压坐了一家人,小油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张书记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一下!”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着:“讨论,讨论……”社员们心里也明白;球事不顶!可张书记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就随便应答几句。最后,张书记再喊一声:“大家同意啊不?”大伙回答:“同意——”然后回家睡觉。
春天的一天,张书记到大寨学习参观回来,在社员大会上介绍宣传了大寨先进经验。他说:“大寨的土地为什么能长出好庄稼,是因为大寨的土地都是深翻的旱涝保收海绵田,人家的土地都是深耕在一尺二以上。锄地,也在五寸深以上。我们这儿耕地,最深七寸,坡地一般五寸深。锄地连一寸也没有。学大寨,就要学大寨人的精神,学大寨人的干劲,大寨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今年三个小队在村子附近的梯田地里,每家深翻十亩试验田,明年大面积推广……”
三个队长犯愁了。村子附近的平地,每家没有多少,都是眼睛珠子的好地。一般先耕种远处的地,村子周围的平地是最后耕种。遇上大旱天年,过了芒种或者最迟到夏至,只要下一场好雨,上午耕,下午种,一天就耕种完了。到了秋天糜子照样长得半人高。
张书记让深翻,犁耕够不着,况且河曲谁家也没有一尺深的牛耕犁,那得专门让铁匠打造深耕犁。打造好深耕犁,牛拉不动也是白搭。
事情难不住张书记,张书记在参观学习大寨的中途早就想好了。他说:“牛不能深耕,人来深翻。从明天晚上开始,不学习不开会了,开展夜战。每个小队的全体男劳动力都到地里深翻。一个人,一晚上深翻半分地。一晚上一个小队深翻一亩,十天完成任务……”
支书队长不敢说什么,上边正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下来的社员和牲口一样,叫你耕你就耕,叫你种你就种。
到了晚上,民兵连长“半狮子”,拿着铁皮喇叭,站在农业社场面,放开他那破喉咙粗嗓子就喊开了:“全体社员注意了,今天晚上,拿上铁锹,开展夜战了……”
我和支书都在三队,我们队的平地是大队房后的几块梯田。队长王文歧在地头立了一根木棍,把饲养员的马灯绑在上边照明。社员们一字儿摆开,年轻人在一块,老年人在一块。
年老的社员,黑夜干活和开会不一样。开会的时候,老年人胳窝夹着一条毛口袋,在后边找个地方坐下,抽一袋烟,边抽边睡,会开完了,他也睡醒了。现在是晚上体力劳动深翻地,一尺长的铁锹还不够标准,张书记让再往下挖半锹头。他们白天在地里劳动了满满一天,黑夜又让加班夜干,瞌睡丢盹半天也挖不了一铁锹。轻年人好精神,光顾说长道短不干活。队长王文歧急得直喊:“天快明了,你们不回睡觉了……”
年轻人混起仗来,夹二撇三不管深浅只求完任务,一溜烟翻到地头。队长喊“不能回,帮助老汉们翻。”
深翻得任务完成了。第二天,队长王文歧到了地头一看,真是哭笑不得。翻过的地,深的深浅的浅,土疙瘩丢下一地。春天天旱,土疙瘩晒一天,镢头也打不烂。
队长王文歧找到张书记说:“这队长我是不干了。深翻过的梯田,你去看看怎么种?平时一个工的营生,现在反工重做,十个工也种不成!”
张书记原来设想的好“事情”,他看见也行不通。怨队长么?他们每天比谁都受得多,怨社员么?黑天半夜连个人头也找不着。只能怨自己不切实际的瞎指挥。
下乡干部到了我们村里,上边号召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老支书考虑到无形中给社员添了负担。开会时候商量定下标准:下乡干部来了,长期住在社员家里,冬天大队给驮十驮炭。吃派饭,全村百十来户,不用家家都派饭,挑卫生干净的人家去吃。最后挑下三十来家,轮着派饭。每个下乡干部吃一天派饭,大队给社员补助二斤糜米,一斤顶口粮,一斤顶副食。下乡干部本人每天交一斤粮票四毛钱,顶了社员的做饭工钱。这些规定只有大队干部知道,不外传。
村里的社员只要派饭轮到自家,家家都是尽量做一天好饭。一来,是村里人看得起自家。二来,大队还给二斤糜米。三来,上边干部在他们心中是贵重客人,人家没有大事,不要说来你家吃饭,你连面也见不着。
王本銮老师和张书记,在我们村里吃派饭,差不多转了两个来回。
王老师常和村里人们悄悄说:我在县里教书,一天两顿高粱面玉米面,不吃是饿哩,吃上是肚子胀得不消化。中学要一个下乡的,人们都不愿意去,我说,我去。来了正好分到你们上榆泉村,这儿离县城也不远。来了你们这儿,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你们每天就给我们吃好的,我从内心感谢你们这里的人!
王老师经常回县城,领工资报销药费和领下乡补助。我告诉他,村里没事情,就是晚上开开会,你不在也行哩,我每个月给你开个全勤证明就行了。
王老师回县城,总要问问社员看有买的东西没有。他给这家买一块布,那家捎二斤糖,每次王老师都给社员们办得合合适适。有一次,王老师从县城买了十斤猪肉,背回上榆泉村来。
我问他:“你买猪肉干啥?”
他说:“村里有几个年轻人,早就让我买一点肉,说在村里半年多没有见着肉了,想打一次‘平伙’。这次我回到县城,可好有一个学生家长在食品公司工作,我让他给买了十斤平价肉,每斤才六毛九。村的人们除了过年吃几顿肉,其余时间看也看不到肉。”
我说:“这么便宜的猪肉,冬天市场上猪肉两块多一斤呢!”
晚上,我们把人偷偷叫齐,十斤肉十个人,一人一斤。我们在大队的办公室打平伙炒猪肉。大家有的磨刀切肉、有的烧火、有的剥葱……一会儿,一股浓郁的肉香味飘了过来。
王老师给大伙分肉,众人眼巴巴盯着锅和碗,看哪一碗肉多,哪一碗骨头少。炒猪肉分好了,人们哗地一下把肉抢了去。我也抢了一碗,三口大两口小把一碗肉连油汤汤都喝光了。人们用手擦擦肥腻的嘴巴,开心地笑着。
这时,门开了。来了俩个知青,大声喊叫:“王老师你们打平伙也不叫我们一声!”远处还有脚步声向这边走来。
王老师连忙把他的那碗肉递给两个知青说:“还给你俩留得一碗,赶快吃吧,后边又有人来了!”
一锅肉,没给王老师留下一块。王老师切了几个山药在炒肉锅里炒了一会儿笑着吃了。他说:“我经常回县城,吃肉的机会比你们多,下次我再弄点。”
果真王老师又给我们买过一次肉,和年轻人到外村买过两次羊,王老师给我们“打平伙”炒猪肉、炖羊肉、喝羊杂碎。有时候收一点钱,有时他自己贴了。
沉闷的山村,自从王老师来了以后,给我们多少带来了点欢乐。张书记不参加我们的“打平伙”活动,我们也不告诉他。
那年过了芒种,地里都安种完了。有好几家社员揭不开锅了,到支书家借粮。支书说:“过几天分一点粮食。”
这几家人说:“我家里现在就是‘住住辘辘水道干’,中午就没有吃得了,你不借给我们粮食,我们全家人中午就到你家里去吃。”
支书只好先给他们解决一点。
晚上开会,支书说:“现在安种结束了,村里有好几家揭不开锅了,咱库房里还有一点粮食,除了牲口饲料以外,下余粮食给社员分了吧!”管理人员都同意。
我们村里库存的粮食,人均十斤以下的小杂粮品种,按人头分了。人均十斤以上的糜子、谷子、黑豆,一半按人头分,一半按去年的劳动工分分。在社员青黄不接的时候,大队给社员分了点粮食。
可好县里也给各公社分下一批救济粮(玉米),公社商量给各村子分救济粮时。张书记说:“上榆泉村的社员生活可以,最近又分了些粮食,不怎么困难。”这次公社分救济粮,没有上榆泉村的。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多时,上榆泉村的干部社员都知道了,这次公社分救济粮没有上榆泉村的,是因为张书记给“把了灰”。
村里的人最实在,但是,也最恨“白眼狼”。从此以后,张书记到了谁家吃派饭,都是一天三顿苦菜饭,人们对他也没有一点笑脸,他“羞得”再也没有到上榆泉村下乡。
到了冬天,王老师在我们村下乡一年结束。我赶着生产队的骡子车,把王老师的行李送到巡镇。村子里好多人到农业社欢送王老师,让他有时间再来上榆泉村……
2019年2月25日 王辛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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