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渡”

家乡的“渡”

文/赵金贵 图/李鹏程、侯联军、吕铁山、吕乐炎、汤世光、路顺斌、张兴智

      家乡位于准格尔旗东南角黄河北岸的龙口镇，与山西省河曲县隔河相望。据说只有在家乡这里，你才能看到长城携手黄河，像一对喃喃细语的情人，极尽缠绵，一路厮守，难舍难分。曾几何时，巍峨的明长城从东部高高的偏关县山岭上追随着黄河水，由梁入川。待到水出龙壕，进入家乡内蒙古准格尔旗龙口镇与山西河曲之间的黄河谷地后，那长城也款款儿的下了山，陪着河流一溜西去，一直到河曲县城。然后一头继续南下，到巡镇石梯隘口后方始停下脚步；另一头又从河曲水西门口隔河与府谷梁龙头村逐鹿台相接，又向陕西麻镇延伸，最后抵达宁夏花马池。

      在晋蒙交界的家乡黄河沿岸，除了陆上的“口”，还有“水关”的“渡”，古代也称为“津”。早在后汉时，发生在家乡上游黄河古渡的拾金不昧的故事令后汉桓帝称颂，古渡遂得美名“君子津”。峭壁对峙的晋陕大峡谷流经大美准格尔，进入偏关后，惟家乡龙口镇一段河面开阔、平静，河岸漫长，适合河道运营，因此在两岸诞生了许多的“渡”。宋辽并存其间，双方政权曾经推进设立榷场进行货物买卖。榷场的选址必然是两国接壤地区，这样既有地理位置的便利，又有交通的便利。史料记载家乡一带就有火山军榷场和久良津榷场。同治（1861—1874）《河曲县志》津梁部分记：九良津，县北100里，宋庆历年间置，通契丹、辽、夏，后废。书中记载：九良津地方（大地方）辖石城、树儿梁、羊儿塔，平头、李家第一(距城五十五里）。从地理位置判断，这里的九良津显然是指向偏头关附近。北宋官修《武经总要》一书中“火山军”条记载：久良津，南自雄勇津镇至军，北至契丹静寇镇，南有榷场，西南至黄河，渡河三里至河渎堡。同样指向相同的地理坐标。按：北宋火山军辖津、寨共六所，即久良津、雄勇津、偏头寨、桔槔寨、横谷寨（雍熙年间修筑）、董家寨（雍熙年间修筑）。北宋以火山军置火山县，它成为后来河曲县的前身。

      饶有趣味的是，关于九良津，还有另外一种记述：自宋代以来，九良津为黄河两岸较大的渡口，渡口对岸，为黄甫川堡和麻镇的马市。据民间传说，九良津也是河西物资进入山西的主要渡口。到清朝后期，加之“走西口”的原因，九良津与河保营的西口古渡共同成为货船停泊的渡口，古渡呈现出“一年似水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驼”的繁荣景象。

      这里需要强调的首先是地名写法上的不统一。《山西通志》中记载，河曲北宋时另有久梁津榷场：九良津，北一百里，宋庆历间置榷场，路通西夏，今废（光绪版，第八册2361页）关于久梁津，张亮采根据《嘉庆重修一统志》中的一条材料，“九梁津在河曲县东北三十里，宋辽间置榷场，路通辽夏，后废。”九梁、久良、九良、久梁，音同字异，古人在记载地名时的随意性往往令读者困惑。根据现有的史料，应该是在河曲有两处发音相同的地方，一处位于今偏关附近的古久良津榷场，今天难觅踪影。一处位于今河曲县城附近的九良津渡，今天亦不复存在。今县城关下游沿河有叫做九良滩的地方，莫非昔日的九良津？

      旧志记载：清雍正12年河曲有渡三：唐家会渡专以济渡官军。北通宣府（今张家口宣化）、大同，西通陕西榆林、宁夏，有船二；杨免渡，冬月黄河不冻；芽子坡渡，在河畔村。据清光绪（1875--1909）18年记载，时河曲76公里黄河水道上有娘娘滩渡、太子滩渡、羊圈子渡、九梁津渡、杨面渡、大辿渡、大口渡、芽子坡渡等八处渡口。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有渡口：石城渡、路铺渡、马连口渡、河湾渡、五花城渡、南元渡、唐家会渡、夏营渡、河会渡、阳面渡、石梯子渡、河畔渡等（河曲县志264页）。有些渡今已经无法确认原址，比如羊圈子渡。渡的名称同样存在混乱，比如阳面渡，也有阳沔渡、阳冕渡、杨沔渡等不同的表述，但可以知道是指称同一渡口。笔者心许阳沔，意指被明亮的太阳覆盖着、充满河道的水流。当年的乡人是多么心怀温暖，才起了如此名称呐！《山西通志》记：河曲有大汕渡，水西门（渡）、大口渡，这些渡口既反映出当时河曲县跨河而治的历史时期，又见证了从清末到民国以来晋省“走西口”潮流中来来往往的人影攒动。

      “大河流入老牛湾，过县西南，经保德州。中间有娘娘滩、太子滩皆套贼渡河处，最为险要”（转引自《读史方舆纪要》卷40，1836页）。《皇明九边考》载：正统（1436~1449）以来，东胜、开平俱失，三关独当其卫，无往牧之虏，防卫尚易。弘治十四年（1501）后，虏住套中，地势平漫，偏头关逼近黄河，焦家坪、娘娘滩、羊圈子地方皆套虏渡口，往来蹂践，岁无虚日，保障为难，今三关要害虽同，偏头尤急，河岸渡口虽同，娘娘滩、太子滩尤急——明《边防考》。

       卢银柱先生在《三关志校注》一书中标注焦家坪为今河曲辛家坪，羊圈子为今河曲罗圈堡，该二地名早已废止，县志无记，当地人也均不知晓。娘娘滩、罗圈堡确实就在河边。姑且从之。而辛家坪距离黄河岸边尚远，中间隔楼子营、饮马口、赵家口等地，故笔者对此地为焦家坪的推断存疑。《方舆纪要》记：焦家坪在山西与唐家会之曲峪对岸，是亦河曲地也。再翻《府谷县志》可知，府谷的段家寨渡即焦家坪，河对岸为河曲河会渡，河面约宽二里---冬月结冰可利行走，无需舟楫。历史记载中，这里发生过套虏冬日越过冰面入侵河曲，更向纵深抢掠的事件。《三关志》中的焦家坪是否应该指向这里呢？

      读上述文字，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近600年前战火纷飞的紧张岁月。在我的家乡，虽然有隔（音jie）河千里远的说法，但黄河段每到冬季会有凌汛，冰冻三尺，河面上一马平川，须臾可渡。遥想当年，套虏侵边，绝壁对峙的晋陕峡谷自是无法攀援，然在梁家碛以下、经楼子营到灰沟营（今河曲县城）直至石梯隘口的狭长黄河冲积平原南岸，来自河西的瓦剌、鞑靼军队的侵入实属防不胜防。于是在隆冬时节，当地军民初竟有凿冰阻渡之举，然苦于随凿随冻的河面，于是又建沿河边墙来防御，也会有隆冬时节偏头军近万名协防灰沟营堡（今河曲县城）的大场面。

      隆庆议和后，百年间两岸不复有战事，于是农人出边口，摆渡到边外开荒种地的光景也该是屡见不鲜了吧？满清入关，江山大定，再历上百年的和平、安定生活，家乡的人丁迎来了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兴旺，而频仍的自然灾害和短暂的预期寿命又助长了这种趋势。土地养不住人，于是旱路的走西口和水路的晋蒙粮油航运应运而生。家乡人沿旱路的走西口，依然离不开坐船过河。根据史料记载，雁北人会直接从右玉县杀虎口过关入蒙，晋西北的偏关人从贾家堡、红门口、滑石口、关河口渡离境，保德人从沙河口（今东关渡口）过河离境，河曲人主要从水西门、大口渡、河湾渡口离境过河，这样说来，现如今的马栅大口渡其实也是当时隆盛一时的“西口古渡”之一呢。早期，清政府在黄河渡口设有“官渡衙门”，走西口的人必须要乘坐官渡，渡船上配有“武士水手”和“巡察官员”，会严格盘查、登记过渡人员。

     “跑河路”也可以说是水路的走西口，做这一行的以河曲人为主，因为保德县的大船逆水过不了天桥峡，所以保德人走西口主要是从陆路。在清末到民国二、三十年间，家乡的河面上也曾经出现过在上到内蒙古磴口，下到临县碛口的航运繁荣景象。当时河曲的造船业发达，县城专门以打船为生的木匠有百人之多。年向外出售船只百余艘。鼎盛时，河曲县专营运输的船户上百，船工（俗称“河路汉”）上千，运输木船有200多艘。倘若你能想到当年的如此情景，也就不会异奇为什么故乡沿河一带近现代以来学木匠营生的人那么多了。试想一下，夏天河曲县城码头西口古渡外，曾有多达百十艘的船筏停泊于此。在冰雪消融后的阳春三月后，在故乡太子滩古渡旁，几十艘扬帆大木船停靠着，稍事休整后再逆行上溯龙壕峡谷，纤夫们奋力拉着纤绳，去到遥远的河套米粮仓，运回口里急需的咸盐、粮食、皮毛等，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晋蒙粮油故道了。正如先人云：宁夏之粳稻，口外之麦粟，造船编筏，顺流而下，河曲先食其利，而后波及于汾、平诸郡。无水之害而得水之利，可不谓偏隅之大幸乎？

      黄河水道进入山西后的第一站是偏关。偏关30多公里水道上有老牛湾、万家寨、关河口、黑豆埝，寺沟五渡，相对重要的是关河口。清末至民国年间，从口外拉回的货物也从这里上岸，沿关河谷地运往县城，然后再运转平鲁、朔县、五寨、神池、宁武等地。无奈关河口码头容量有限。随着河曲县城从旧县迁到河保营（今天的河曲县城），河曲县城迅速成为黄河在山西境内第一个重要的航运口岸，从内蒙古来的所有货物几乎都从河曲码头上岸，然后运转出去。而离它不远的河湾渡也藉由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河曲人走西口、外出经商、贸易远上包头的重要口岸，商船往来不绝。

      说到航运，自然就会牵涉到水上的行船了。过去故乡铁路、公路运输不发达时代，船运一时繁华。不过也是以下行船为主，河曲到河口有少量上行船只。碛口到河曲的上行船就更少了。上行比下行更加艰难，船工背拉纤绳，口喊号子，步履艰难，一天至多能走30多里，空船逆水拉到包头要四十多天。最难行的河道是就是龙口到偏关老牛湾马口栈，两岸悬崖峭壁，纤夫手脚并用，稍有不慎，就会命丧激流中。暗礁、洄水都需要格外小心，不时要换当地艄公掌舵。

      这里收一段当年榆树湾每年正月古会上扮演老艄公的郝有山老人的一段念白：

     “哎——嗨——嗨---我老汉名字就叫郝有山，我把浆船再给观众扳一扳。老牛湾要流船到榆树湾，龙壕实在难流船。前任老艄白有树和八十三，此船靠在榆树湾，老艄公还得换一班，换的是二赵锁和辛巴山。榆树湾接船到城关，其中经过五道滩，木瓜滩、太子滩、黄羽滩、十二滩，最后还有娘娘滩---老人的唱词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口述历史性质的一段真实历史的记录。

      有了渡，有了船运，也就有了无数悲欢离合的历史记忆。于是家乡也就有了许多的河神庙祭祀，以此保佑跑河路的亲人们平平安安。也就诞生了中元节“放河灯”的习俗，这最初却是要表达对不幸死于河中的亡灵们的怀念。

       正是那冰冷的边墙留下的“口”，也正是藉由黄河上的那些个“渡”，才有了明清以后几百年来的水陆双途的口里口外的频繁交流，面对自然灾害频仍，困顿于养家糊口的山、陕各地贫民或无奈或果敢的走西口、北上开发、精耕细作于塞外田地，客观上一举改变了多年的南北农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鄂尔多斯地处内蒙古西部，九曲黄河三面环绕，万里长城沿边绵延，历史上人们所说的河套地区就指这里。几百年来，数以百万的口里人首先就来到了鄂尔多斯，更有远行者到了包头以西的大后套、宁夏---伴随着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和经济合作的不断加深，也才有了后来的蒙汉一家亲，有了脍炙人口的“二人台”、漫瀚调。时光匆匆，岁月荏苒，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家乡两岸陆陆续续架起的黄河大桥，让俗话“隔河千里远”从此成为传说，而红火一时的古渡也日渐寂寞、萧条。但愿那曾经的“口”与“渡”永远冷落下去，后人只是在书本中，在斑驳陆离的历史中，去浮光掠影地凭吊、回味它们的存在---放下了累赘的重负，且让我们轻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