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曲民间歌曲》引发的一段民歌情缘

田青

编者按

出版于1956年的《河曲民间歌曲》，荫佑着一代代音乐学者。1992年，田青发表的《民歌恰是穷乡好》一文，便是以这本歌曲集为导引谱写的对劳动人民及其“苦生活”的赞歌。如今，这篇文章也激发了本期推文作者易德良的共鸣，他从一个音乐学人的视角，观察田青的理论和实践对社会的影响。

对民歌和土地的爱，是田青数十年致力于保护古老艺术和草根歌声的原动力。28年间，我国的传统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重读《民歌恰是穷乡好》，依然可以感受到从泥土深处生发出的精神力量。

《河曲民间歌曲》引发的一段

民歌情缘

——重读田青《民歌恰是穷乡好》

易德良

《民歌恰是穷乡好》是田青先生1992年发表于《艺术世界》第6期的一篇文章。
28年前，田青先生从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河曲民间歌曲》谈起，重点分析了河曲民歌在演唱爱情时透露出的率真、质朴与真挚等丰富的情感内涵。作者认为：民歌是劳动人民从心底迸发的生命之歌，民歌的演唱者们在苦难的生活中，用他们一生一世难以割舍的情、一生一世难以抚平的伤，化成了仅仅四句歌，这才是看似简简单单的一首首民歌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不朽的根源所在。最后，作者将河曲民歌与江南民歌进行比较，说明同样是表现男女之爱，相对于江南民歌，河曲民歌是用整个生命去爱，严酷的自然环境与底层人民的受压迫处境，使河曲民歌更像是心上的血和油浇灌而成的艺术结晶，由此作者得出标题中的观点——民歌恰是穷乡好，越穷的地方民歌越好听。
1956年出版的《河曲民间歌曲》，是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组织采访队，于1953年9至12月深入到山西河曲开展民歌采访活动中结出的硕果。被学者们誉为：不仅在当时为民间音乐在整理研究方法上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也为中国民间音乐资料的收集积累了宝贵的财富。[1]据萧梅博士论文中的描述，恶劣的环境、一穷二白的基础设施设备、闭塞的交通、采访对象的落后观念等，使得当年的采访工作十分艰苦，然而采访小组队员们还是克服了诸多困难，无论是前期的准备工作、调查方法、资料整理，还是后期的记谱出版工作，都取得了极为宝贵的成功经验。为这本《河曲民间歌曲》付出了大量心血的采访队员们，后来大多数成长为我国音乐研究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河曲民间歌曲》的记录与出版，代表了我国传统音乐现代整理第二个三十年（1949——1979）的“展开期”[2]的历史成就，是那一代中国音乐家们在“走向民间”过程中共同的文化记忆。
 

河曲民歌演出（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本《河曲民间歌曲》，为何能引起田青先生如此强烈的共鸣？我想，一方面来自这本歌曲集原汁原味的曲调与歌词，以及田先生对山西河曲一带历史上地瘠民穷、自然灾害频发、百姓颠沛流离的深刻印象；另一方面其实离不开田青先生内心深处由于长年研究佛乐、服膺佛教而生起的慈悲之心与济世情怀。正因为明白众生皆苦的道理，让田先生对社会底层穷苦人比一般学者多了一份发自内心的同情，对于底层人民在苦难中仍然保持乐观向上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精神面貌有着一般学者不具备的热情鼓励与赞赏。而且，恶劣的生存条件，让生活在其中的劳动人民把对自由爱情与幸福的向往和表达这种向往的歌声，作为苦难生活中仅有的一丝甜蜜。在这样的苦难中诞生的文学艺术（包括民歌）一般都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莫言的《红高粱》如是，余华的《活着》如是，这本《河曲民间歌曲》亦如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不难明白《河曲民间歌曲》为何能让田先生屡屡泪湿青衫且发出“民歌恰是穷乡好”的感慨了。

这篇文章中，田青先生揭示的“民歌恰是穷乡好”这一现象，在田先生日后引发社会公众瞩目的一系列行为中也得到了印证。无论是担任央视青歌赛评委期间力挺原生态民间歌手，还是多次重返太行，推出羊倌歌王并携太行盲艺人进京演出，其目的都是不遗余力地把他认为“好”的来自“穷乡僻壤”的民间音乐呈现给世人。通过他多年的努力，“找回祖先的声音”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非遗”理念，人们在聆听这些声音的过程中，逐渐感悟到歌唱艺术的本质，应当回归到心底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和表情达意的个性化方式上来。从这一点看，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河曲民间歌曲》不仅在20世纪90年代催生了田青《民歌恰是穷乡好》中的文化解读与几多感慨，而且这些民歌内在的生命力，可以看作是田先生日后所思所行的原生动力。这篇不足三千字的短文，冥冥之中似乎预示着田青此后数十年的学术方向，今日重读仍然具有其深沉的内在力量。

作为一位音乐学家，田先生28年前发表的这篇短文并没有沾染上音乐学论文盛行的“技术”和“专业”的学究气，当然，这不是一篇严格的专业学术论文，也无需用“科学”“严谨”“技术分析”等标准来要求。笔者甚至可以说，只要有一定的文字阅读功底，一般的音乐“圈外”人士也能读懂并准确理解作者的意图。其实，笔者认为这就是田青先生写作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在各个学科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与社会大众距离越来越远的当下，打破音乐“圈内”与“圈外”的隔阂，将自己认为对传统文化艺术事业有益的主张和见解传播给社会大众，以此寻求更多的同仁和“粉丝”，在“后集成时代”集全国之力推动我国“非遗”事业的进步。

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早年积累的文史哲阅读与写作的深厚功底，让田青这篇“民歌恰是穷乡好”能够在音乐与民歌文学、音乐与地域文化、音乐与经济形态等多维视域之间自由徜徉，但他笔端的文字却并不繁琐，恰如他所研究的佛教音乐、原生态民歌一样，激情而隽永、平易而动人。几十年来，他带着对社会实践的深度思考笔耕不辍，然最终目的，乃是将专业圈内的知识与见解尽可能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会民众中去，让专业圈内学者们的思想真正发挥其价值，引导并提升整个社会民众对“非遗”文化事业的认知。为此，田青先生把这一文化主张内化为自己作为音乐学家的社会责任，而且身体力行。纵观田先生的各类文论，通晓易读、明白如话、不尚空谈、往往独出机杼且发人深省是其行文的显著特点，28年前的《民歌恰是穷乡好》如是，时至今日的各类文论亦如是。

当年由一本《河曲民间歌曲》引发的“民歌恰是穷乡好”的论断，只是一位青年音乐学者对“穷乡僻壤”民歌之所以“好”的文化思考。28年后的今天，经历了文化界许多大事盛事和人生起伏的田青，已经迈入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是否会觉得自己当年由主攻佛教音乐拓展到其后的“原生态民歌”研究，最后成为我国“非遗”事业的领军人物也是一种冥冥之中注定的人生因缘呢？当然，这一系列的变化中也有永恒不变的，那就是他这颗“初心”——一位音乐学家的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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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田青《民歌恰是穷乡好》，载《艺术世界》1992年第6期。

2、田青著《我的反省与思考》，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版。

3、刘红庆著《佛心学侠——田青和他所可以改变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4、萧梅《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5、乔建中著《乐事文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1] 萧梅《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打印本，第149页。

[2] 乔建中《后集成时代的中国民间音乐——关于55份民间音乐现状调查报告的报告》，转引自乔建中《乐事文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