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全儒：对着家乡鞠一躬

对着家乡鞠一躬

李全儒

上个世纪七四年的冬天，十六虚岁的我稀里糊涂就高中毕业了，那个时候的高中毕业生叫知识青年，城市户口的由县知青办安排到几个知青点上插队、叫下乡知青，农村户口的就回家种地、叫回乡知青，反正都一样，一鞭子吆到农村，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下乡知青还有出路，劳动锻炼够二年就可以推荐上学、招工进城，反正不会是永久的农民。我们这些回乡的说哇也有被推荐的资格了，可是每年指标很少，公社领导都变着法子把亲属的户口落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村就有俩个。一个是书记的弟弟，一个是副书记的儿子，有趣的是副书记的儿子和我是高中同班同学，所以无论上学还是招工都轮不到我。

我对自己的前途省不得多想，反正学校不要了就卷铺盖回家。

母亲说，男人十五夺父志，小子不吃十年闲饭，嘣叭年炮响你十七岁，是好受苦人了。实际上母亲不说我也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村里那些没有上过初中高中又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女，早就为家里挣开工分了。开春我就成为农业社里的劳动力，赶牛车送粪、跟牛犑抓粪，到春耕快结束的时候又被派往邻近的保德县，作为民工修建黄河天桥水电站。

    秋收开始我又被召回村，这次是接任大队会计。

全村共有六十三户二百三十七口人，在公社所辖的二十一个村子里，就人口数说处于中等偏上的村子，可是拥有的耕地面积不算少，上报数字是三千亩，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按后来我在生产实践中的估算，还有二三百亩没有计入，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现代科技手段核实，这对全村人是一个极大的好处。村里按照居住的情况分了三个小队，其实就是三个作业组，因为小队没有自己的账务，一切财权都在大队。村领导班子全算上应该是六个人，支部书记、革委主任（革命委员会简称）、会计、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还有个妇联主任。其实真正的领导核心就是前三人，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其他三个也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民兵连长有时候有点事，训练民兵、征兵登记。村干部的待遇是，书记每年记工二百五十个、主任二百、会计一百五，其他三人每人记十个，三个小队长不算领导，就是个肯干能受力气大的好庄户人，每人记三十个工。实际上，支书、主任、会记已经接近脱产、半脱产了。支书基本不参加劳动，每年还能挣到五百多个工，因为记多少都是由他说了算，外出开会是最频繁、最硬的理由（那个时候上面的会议也特别多）。主任参加劳动的时间比较多，但是也编造一些理由多记工了。第一年我不敢给自己乱加工，到秋收结束开始收益分配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俩个都按照当年的工分值算自己的帐，支书基本上把握在工分值和口粮钱很接近的范围，但绝不分红，每年还交三五毛粮钱，主任每年分俩三块红。第一年我自己劳动挣了一百多，加上补贴的工还是没有挣够全家的口粮钱。第二年我也准备学奸些，劳动半天记一个工也能了，反正我是最后总算工分的人。没想到刚开春公社供销社要在村里设代销店，支书就把这个营生分给我，紧接着村合作医疗站那个看病兼卖药的赤脚医生也要抽到相邻的一个大村子，看支书的意思还是要我接手这个活计。对此我不敢随便，毕竟是需要有点医术的，可是开社员大会让人们公推，大家还是就选我，他们的理由是“门里出身、自会三分”，就因为父亲是医生。这个理由很牵强，毕竟有时候人命关天，我一再严词拒绝，实际上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我上学就一直跟在父亲的身边，眼见过的病人太多，很烦这个营生，感觉特别脏。这里选不下人，原来的赤脚医生就走不了，可是那个村子人多，地理位置居中，名字也叫中心村合作医疗卫生所，人家原来就有俩个人、三眼窑洞，像个摊状，挣的工分多，一年还有几块钱的补贴，眼看着比在本村强许多，把个赤脚医生急的当天就央求支书和他一起去了公社医院，估计他们的本意是想让父亲回家说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请来了医院的支部书记。书记姓王、个高人瘦、随和善良，是我跟在父亲身边就认识的老长辈。经过协商，王大爷拍板，我还是接手了这个营生，但是加了一条，只管卖药，不管看病（本来我就甚也不会）。把补贴工分由原来的一百降到五十，这样一来我每年仅补贴工分就挣到二百个，和主任一样的待遇。我怕村里人眼红，更怕贫下中农说我没有接受好“再教育”，尽管推荐上学、招工进城对我来说已经是水中月、镜中花，但是那个年月不知道为什么思想里就绷的这么一根弦。于是就提出，把代销店那个营生让给别人。支书嘿嘿一笑，那小子脑子进水了。主任说，你去供销社进货就连药材站一起都跑了，我们能用一个人何苦再用一个减少队里的劳力。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也在算账。就这样我一兼三职真正当起了半脱产的队干部。

从此我在村里的权力就大了，可以说每个家庭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指生病吃药）都与我息息相关。

队里给我在队部调整了俩间窑洞，一间是会计办公室，隔壁一间卖药兼卖货。从此这里就和一国的首都一样，成了全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里来人、公社下乡干部，都在这里集中报到、开会布置任务。平时也有头昏脑热买药的、家庭日用需要的，拉拉溜溜有人往来。农闲时期，光棍猴小子、半槽子老汉都是这里的常客，尤其是连阴雨天或数九后地冻三尺，农田基本建设不能开展的时候就更热闹，不到夜深人静不走人。瞎谝吹牛屄、抬杠拉家常，内容经年不变，其实揽攒也就那么十来八个常客，倒是真没把我红火败兴。嘿嘿，伟大领袖就是英明，这里真个是“广阔天地”。

不知何时，我的身份在乡亲们的心中就演变成了医生，有毛病总要问我，看着那急迫信赖的眼神，我根本不忍心吐出不知道三个字。这就逼得我不得不翻看医书 ，好在我的前任临走时为了感激我关键时刻帮他的忙，把他那部快要翻烂的《赤脚医生手册》包了封皮赠送给我，还亲笔写了伟大领袖的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现在回想《手册》理论不深、浅显易懂、实用性很强。就凭这本书也还能将就的解决点小问题，其实也就是把病人自诉的症状和药品说明书对照着卖点药，倒也帮了不少大忙。那时的乡亲们很穷，小毛病根本舍不得花钱，全凭坚强的毅力硬抗，说也奇怪，一旦抗不过去了吃药就很见效，现在回想，应该是平时很少吃药耐药性低吧。

谁知，这点小本事就把乡亲们感激的不得了，一传十、十传百，我竟成了村子里的“好医生”，邻近的村亦有人跑来找我问病买药。也就是这点小本事，我一下子被乡亲们待如上宾。谁家婚丧嫁娶，我和支书主任还有学校的老师那都是最贵重的客人，头碰子席面，最高贵的正席位置，永远是我们几个人的。

村里的乡俗，过罢大年从初二开始，家家户户就陆续请人吃饭，就用那种方式感谢一年来自家劳累过的人，帮助过自家的人，这种感谢真心淳朴，使人永远难以忘怀。这个时候，我和老师就是座上宾。有时候有的人家里来了贵重戚人，乡亲们想方设法要给吃点变颜色的茶饭，我是必须到场的“陪客”。此时的我是从内心真的不愿意去，可我不到场，乡亲们是坚决不依不饶。其实我很清楚，这个时候，我是“凭着龙王吃贺鱼”。

我体质瘦弱，力气不大。刚回村那阵子，属于肩不能挑手不能拿，地里的活什么也不会的角色，即使和比我小几岁的人相比，也不能算好劳力。到了夏锄秋收的季节，为了加快进度，每个生产队又分好几个作业小组。作业组的组长都是响当当的好受苦人，组员就由组长挑选，一般都是好带差，强带弱，再就是自己家的大人带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近亲。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分组，我内心忐忑不安，有几个和我一样的老弱病残一般来说都是组长不待见的人。谁知就在当场，我就被好几个小组长点名争夺。瞬间我明白了，都在想法子关照我。

我没有别的本事回报这种关爱，有一次趁休息的时候就试探着给小组的人“叨故事”，谁知这一开始就收不了场了，小组的人把我跟了个紧嵌。尤其是夏天锄地，每到地头，锄头子一伸我就得开讲。怕我离开他们，就连我家里的自留地也是小组的人和我一起锄。秋收开始，我家自留地里割倒的糜谷，几个人抢着给我往场面背。

消息传开，我就成了“大红人”，每到分组作业，不论干什么活，我都是各个小组必抢的对象，抢不到我的人还用埋怨失望的眼神看我。为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轮牛牛”。

从此，从夏到冬，只要空闲，只要人群聚集，我就成了职业“说书”人。

三年多的时间，我从《西游记》开讲，一直把《岳飞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三侠五义》等等说了一遍。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三伏天锄糜子，烈日当顶，汗水淋淋，我们几个带的酸米汤早就喝完了，唯有组长的罐子里还有一点点。锄到地头，看见罐底还有水，忘记是谁，端起罐子就喝，被组长厉声喊住。那是给他留的一点，他叨故事叨得口干舌糙，你们谁也别想喝。

一口酸米汤，一份真挚的情感。瞬间，我的心比天气还热，永远忘不掉的一幕。

那个年月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县里有一颗“黄河岸畔的明珠”紧步大寨的后尘，也近乎全国学习的榜样，俩年建成“大寨县”是全县的硬任务。秋收刚刚结束“削圪峁”就上马，口号是“四点起床、五点上梁、带上干粮、不怕天凉”。为了保证全部劳力都上工地，公社统一出台规定，除非有病才能在家休息，还必须要有本村赤脚医生的准假条，因为从古至今“官家不使唤病人”。这样我手中的权力就更大了，每天都有人找我批假条，然后把假条交到村主任手里，支书给我的权力是只能批三天。凡是请假的都是家庭主妇，因为一年快到头了，秋收以后需要妇女做的活太多了，缝新补旧准备全家人过年的衣服，磨山药澄粉面推碾围磨准备过年的吃喝和开春以后大半年的嚼谷。面对来人可怜兮兮的目光和近乎祈求的态度我是来者不拒，对有些家大人多的我觉的三天肯定不够，有时候还暗示的多批几天，看着拿上请假条的人那种感激的眼神我心里隐隐地痛，没想到不久这个猫腻就被支书发现了，好在我有言在先，请假的人是否真有病我一个闹不明白就推远了，所以怪罪不到我头上。支书指令我和主任白天去不出工的人家里查，躺在炕上的才算病人，干家务活的一律出工，实际上支书也是没的法子，因为上面压的任务太紧。查的结果是把干家务活的妇女全赶到了工地，就这样隔三差五还是短不了有请假的，其实是否真假还是有约摸了，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既然来就是希望能批，所以我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来者都批，但不敢多批天数。慢慢地我也掌握住了规律，听见公社来人检查我就一个也不批，只要检查组不来就多批几个，并且尽量让每个家庭都轮流到，其实我感觉支书主任也在默认这个事实，这还真是应了那句古话“人心都是肉长的”。

队部有个扩大器，有收放喊话扩音的功能，按要求每天清晨四点开机放歌曲、四点半喊话催促上工，可是“有钱难买临明觉”，那个时候是我睡觉最香的时候，只能用闹钟叫醒，刚开始我还基本按照要求操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变冷，到工地的人呵欠连天、呵手跳脚功效很低，我就偷偷地把闹钟往慢拨了半个小时，数九开始以后我继续操作闹钟估计差不多推迟一个小时左右，不久干电池没电扩大器也成了摆设，到“三九四九、冻烂碓臼”的时候仅凭锹镢已经对付不了三四尺厚的冻土层，“削圪峁”也只能停止。

现在回想，如果当初我的胆子再大点，还是可以给乡亲们多开一点方便之门的。

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村里要杀俩三只羊，一般是根据羊倌的意见捡过不了冬的瘦羊、老羊处理，平均每人一二俩肉解馋，羊皮卖给供销社，三五快钱作为大队的牧业收入转账存入信用社。想不到供销社每张羊皮还给点山西省粮票，我第一次卖羊皮就揣回村三斤粮票，（那个时候买食物仅有钱不行，还需要一定数量的粮票，记忆中一个馍馍是五分钱、二俩粮票。）可是不知为什么支书主任从来没有过问，村里更是没人用也是不知道，到我离开时攒下了八斤粮票，就悄悄贪入自己的腰包了，在我念大学的第一年真还配上了用场。

代销店业务不大，但也是经销加收购。经销都是家用必须品，盐碱调料、针头线脑、纸笔砚墨、锅碗瓢盆，再就是按照季节进销货物，比如年关就增加香纸表炮，有娶媳嫁女做事宴的就预约好专门进点日常不怎么经销的东西。收购也就是收破烂，和现在城里捡垃圾差不多，不同的是不用我到处捡，都是各家平时生活中不能再利用而又舍不得丢野的废弃物分类攒凑下的，也有一些勤谨的娃娃们还转村子捡拾了，大部分是猪羊牛骨头、破鞋碎布条、破铜烂铁片，许多会过日子的家庭靠卖破烂就能解决娃娃们上学的纸笔砚墨钱，用现在时髦的话说那可真是既环保又节能。那个时候乡亲们手里没钱，有的人家一年到头也花不了快数八毛。当时最缺的就是香皂、肥皂、洗衣粉、白糖、红糖、火柴之类的生活用品。这些货物和鸡蛋挂钩的了，从乡亲们手里收购上鸡蛋卖入食品站，食品站出具收某某村鸡蛋多少斤的条子，去供销社进货的时候拿条子可以搭配一部分，但红糖不在搭配之列，须主治医生开诊断建议书，并且说明是肝病需保养，才可以每次买一斤。好在乡亲们不是真病根本消费不起，一般是给新媳妇和坐月子的女人喝，每次也就买个三二两，村里传统的说法是补气血的，我通过熟悉的医生关系先后批过二三斤就足够卖了。所有货物的价格和公社供销社一样，记得好像是我这里每卖一百元供销社给三元的抽头，对上好的时候一年下来也能抽个八九块，实际上在这个钱里面该计算的上交村集体一部分牲口工钱才对，可是当初开店的时候没有说明，支书主任从来不提这事，并且还优先我进货送货使唤牲口，到年终和供销社结算以后我就装入自己的口袋，对乡亲们来说是方便了不少，可是队里的牲口工就白贴了。

大队会计平时不怎么忙，我为了多挣工分尽量全天参加劳动，最忙的时候是秋收开始。“养过秋分不怨天”，秋分一过就开镰，这个时节连平时不怎么出工的人也很自觉，根本不用催促，人们都清楚“九月里龙口夺食”。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抢收抢打才能颗粒不丢，一旦秋雨绵绵割倒的糜谷无论是躺地里还是放场面上都会沤的发霉，“秋分糜子寒露谷、霜降黑豆抱住哭”，节令不饶人。白天地里收割，晚上场面分粮，我手里一架算盘、一支笔、一个本子，从早到晚一直忙。最累的是分山药，地近还好说，地远就惨了，我这里一杆秤张三李四往开分，人们拉拉溜溜往回背，背不完我不能收拾摊子，有些家大人多的户往往要背到半夜，最后我还的把自家分下的往回背，那个时候早就饿的前心贴后心。尤其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沿着黢黑的山路，背上一百多斤重的山药，爬坡跳沟、踏深站浅、汗流浃背、心慌气短、俩腿发软，真是死的心思也有。就这样我仍然比乡亲们苦轻的多，有些太远的地块打兑的不给我家分或者少分，当然也包括支书主任，到离村子近便的地方多分就找补齐了。

秋收结束就进入决算阶段，支书、主任和我三个人连续好几天在队部搂揽各项收入，统计各类支出，按照规定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然后就决定工分值。官话叫“收益分配”、村里人叫“分红”。说个是分红，其实不一定，“分黑”也是可能的，有的村子就因为支出远远大于收入而年终分黑，家家都欠村集体的钱。说实话，我很佩服支书的头脑，算是一个懂管理会经营的人，每年的分红在全公社来说都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记得我当会计的三年里工分值就没有低于三毛钱。

真正的分红就一晚上，关键是算账费事，全年的粮食产量先完成上交国家的统购任务，扣除入库的种子、饲料，剩下的分到社员手里，要全部按照当时国家的统一价格算出来，这是全村的主要收入。算一家一户的口粮最费手脚，那个时候没有计算器，十几张万能纸打成表格逐个计算，最后要横竖左右上下全部数据合拢，一分不能差，差一分都要全部重新计算一次，会计通用的术语叫“围龙口”，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珠算，算盘打的又快又好，在全公社各个大队的会计里面是公认的围龙口高手。就这样也需照灯把火、连明赶昼夜算好几天，有时候也出现围不回来的情况，那就更加费时了。就这几天乡亲们眼巴巴地等的了，尤其是挣工多肯定能分红的人，有事没事都要到队部转悠。到分红开会的那天晚上，除去五保户以外家家都有人来，其实分红的差不多每年都是固定的家大劳力多、会过日子的人。三欠户几乎永远是三欠户，都是残老古病、缺吃少穿、脑子不了亮的人家。再就是“四属户”，这是那时专指男人在外面上班家里就留老婆娃娃没有壮劳力的家庭。说是分红，队里基本不准备现钱，其实也就没有现钱，都是顶兑了。张三欠款、李四分红，只要双方的数目接近就兑转。我们的说法是“一顶三不欠”，乡亲们相互之间叫“搂粮钱”。许多精明人没等秋收结束早就自己找下对象了，“四属户”是抢的有人给搂，我没有回村以前我家就属于“四属户”，每年早早地就有人和父亲约络上了。“九爹，今年的粮钱我搂呀，再不敢应承出个。”这是在村里辈分比较近的人，父亲在五服以内的本家族排行第九。“大叔，有人搂今年的粮钱了？”这是试探性的，想搂了就怕轮不上。父亲很公平，每年搂粮钱的绝不固定一家。凡是张过口的心里都记得了，这次轮不上就安排在下一年。因为四属户家里不管多少好赖有个挣现钱的，用不了多久就打兑的给清了，比问大队还好要，可四属户村里连上残废军人、煤矿工人等全算上也就五六户。再就是一些实疙攒攒人家，虽然劳力不多，欠下粮钱，但一眼看见过日子就不是七饥八慌，所以也有人给搂。最头疼的有那么七八户，看着人家们一对一对的商量好订对精明帐都走了，自己只能面红耳赤、默默无语、圪蹴在墙圪吧嗒吧嗒抽旱烟。这个时候我也是心里楚楚地酸，盘算着这个世道咋就这么穷、盘算着人和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盘算着死受一年的人咋就连个家庭也养活不了呢。就这样一直等到云里没雨支书就发话，记往来哇，你们抓紧时间打饥荒的，不敢认为记往来就没事了，饥荒越垒越多，三不六九擦洗的。几个人如同犯人遇到了大赦，点头哈腰、满脸感激之情，一拍屁股麻溜地离开队部。

到此分红结束，一年到头。狗日的，好熬煎的日子。

如此的生活我在村里过了三年多，到一九七八年我终于考住了大学。离开家乡的那天，看着几个赶来送我的好伙伴那黑水汗脸的眉眼我无言以对，只能在心里盼他们过的好一点，千万不要成了三欠户。走到对面的山梁上，回头望着那塌墙破圐圙的村子，因脱了“农皮”而高兴的心情突然间就沉甸甸起来。

乡亲们，三年多的时间、又处在黄风雾气的年龄，我肯定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了，可是你们却从无怨言，仍然对我抬爱有加。请接受我的道歉、接受我的祝福吧。

对着家乡我深深地弯下了自己的腰。

作者简介         

李全儒，一九五八年生，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回村劳动，一九七八年考入山西农业大学，一九八二年毕业分配河曲工作，先后任人民公社副主任，农牧局副局长，乡党委书记，县委接待办主任，环保局长，县政协副主席。工作之余爱好文学创作，曾在各类地市级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多篇，长篇小说巜大头将军》于二O一六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