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7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刚恢复正常，我当时是寺也八年制学校的一名初中语文教师，突然间接到教育局通知，安排我接替樊仲田的联校长工作，我当时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所以，当教育局石佐山局长找我谈话时，我一口回绝说：“我不行，你还是另找人吧!”但是他坚定地说：“我们认为你行!你虽不是党员，但你是重点培养对象，你又是专科毕业，有男人的性格，我相信你一定能挑起这付担子!”听了他的肯定和鼓励，我仔细想想，也不再推辞，就答应了。

　　我接班时，寺也联校共四个八年制学校：包括寺也学校、大梁学校、也头学校、阳坡泉学校，八个小学校：祁家也学校、向阳坡学校、城塔学校、寨上学校、辛庄子学校、磁尧学校、边家沟学校。全联校27个公办教师中有八九个是老教师，其中有四个还当过校领导。

　　面对这种男同志多、女同志少，老教师多、青年教师少的局面，我一个女领导，怎样才能让这些人都各尽所能和我齐心协力把全联校的工作做好呢?我心中没底。这时，我想到我舅舅(原来有六年当过我的领导)对我说的话。他说：“当领导首先要放下架子，扎根群众，其次是虚心听取老同志的意见，发挥老同志的积极性，学习他们的经验、教训，把他们树立成大家的榜样。自己也要多学习，从各方面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于是，我把原来的教学骨干和各校领导召集在一起，开了个“献计献策会”，让大家给我出主意，想办法，准备制订联校的工作计划。之后，我把那些强兵强将都分配安排在每个学校的重要岗位上。得到了这部分骨干的认可和支持，我的工作既顺畅又有效。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很快就进入角色，得以顺利开展。

　　在长达七、八年的领导工作中，我慢慢融入了这个大集体，大家由一开始的不适应到迅速进入全力配合的阶段，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

　　就拿听课来说吧。当校长的，免不了要听课。我自从当上校长以后，每天平均听两节课，闲时还要帮教师批改作业、作文，跟踪了解教学效果。

　　每次听课，我们都是先听课，后评讲。一次，我听一个老师的珠算课。讲加法计算法时，她首先讲一加一、二加二……并在算盘上拔珠，嘴里念诵着“加一上一、加二上二……”加几就往上拔几个珠。后来又讲如何用顶珠。她告诉同学们，顶珠一个顶5个。所以，当加几时，底珠不够，就可以用顶珠，如加二下顶珠一个，说：二下五去三这个口决。接着讲三下五去二……讲完后，让同学们读几遍、记口决。课后布置作业，记住今天讲的所有口决，并能默写会。

　　课后，我给她评讲，我说：“你的方法不科学，你只讲了口决是什么，(知其然)，但是，没告诉学生每句口决的含义是什么?(所以然)这样讲，然后让学生死记硬背，效果一定不好。当时，她对我的批评很不能接受，硬让我示范着看看。我当时年轻气盛，一口答应了，给她重上了一次课。

　　我未讲课时，为了让她心服口服，我先出了两道题，考查她的学生。一题是4+4=?让学生写出口决，并在算盘上拔珠。二题是：“三下五去二”的口决，意思是什么?结果，全班没有一个学生能打满分的。

　　接着我以这两个题为例，开始讲。4+4=?我告诉学生在算盘上先拔一个4;然后我说，现在要加4，同学们看，底珠够不够4?答：“不够”。“怎么办”?我提出疑问，然后提示大家：必须借顶珠。我又问：“顶珠一个顶几个?”学生马上说：“5个”。“对”!现在我们要加几?“4”，我又问：“加4个，如果拔下1个顶珠，那多了几个”?学生：“1个”。“对!所以我们的口决是‘4下5去1’。换句话说，就是4是要加的数，‘下5’是拔下1个顶珠，‘去1’是去掉多余的‘1’。”我一边说，一边在算盘上示范。学生马上激动不已。我趁热又说：“如果我要加3呢?怎样说口决”有的学生等不上举手就说：“3下5去2”写成口决是“三下五去二”。“对不对”?“对”!全班异口同声。接下来，我请同学们写出加1、加2、加5的口决来，全班同学没有一个错的。这位老师在底下听了我的课，心悦诚服地说：“张老师，还是你的办法好，我服了!”

　　此后，老师们都不怕我听课，而是欢迎我听课，就是为了听我指导。我每次听课，当堂把整本书快速读完，一边听课，一边总结教师是否利用好讲过的知识，同时指出，如何给下一节课作铺垫或衔接。教师们评价说：“咱们校长是货真价实的校长，既懂业务又不是空架子。真正能引领我们走在教学改革的路上。”

　　再说说评模范的事儿。

　　寺也学校是我们公社的中心校，也可以说是全公社的样板校，因为我常住在中心校，有更多的时间对教师们进行监督和指导。所以，寺也学校每年至少有七、八个教师被评为模范。

　　有一年，我们联校中考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县领导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们，有的校长不服，说我们联校是受到了县里照顾，有八员大将(指老教师)。针对这一说法，我表示：你们觉得老教师好，可以随意调走，学校空缺下来的职位，可以用青年教师补充。结果，老教师没走，反倒调来了7名青年教师。不到二年的时间，他们都成了骨干教师。那年期末评模范时，我想在青年教师里选几个模范。可是，我们联校老教师多，有人甚至连年被评为“模范教师”，有人就在背后说，我们联校有“模范专业户”。我想，这种格局要是不打破，今后一定会影响年轻人的积极性。于是我和大家商量：“怎么办?”人们说：“难办。”我不信邪。后来，我特地在评选县模范的条件下加了一条：凡当年因盖房或其它事情误课多的，一律不能评模范。这样一来，就腾出了3个名额，我专门在年轻同志中挑工作出色的评了三个。至于那几个落选的老模范和没选上的校长，我特意给每人发了一枝钢笔表示安抚。我说：“你们没功劳也有苦劳，模范名额有限，大家应该能理解。”当时一位叫刘建新的老教师就笑着说：“咱这领导，总是‘大棒打了，再用手抚摸’，可会用人哩”!我听了之后，也笑了起来：“理解万岁!”从那以后，一大批青年教师的积极性都被我调动起来了，他们也越来越出色了。

　　另外，我们公社有几个理科教师，教得相当好，却不大会写材料。每次评选模范的时候，总是因为写材料而退却。我看到这种情况，就常常帮他们写模范材料。对于我这个校长来说，写计划、写总结、写材料是常有的事儿，我从来没有让别人代笔过。大家看我没有官架子，有的民办教师转正也试着让我帮写材料，我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老教师们都说：“咱的领导虽是女人，但我们不得不服，因为她懂得尊重别人，关心每位教师，她也能以身作则，对自己严格要求。所以我们不得不卖力，和她并肩作战，把工作搞好。”

　　比评模范更难的，是上职称。

　　在1978年，上职称评工资，那可是天大的事。全县教职工只有40%的人有指标，为了争这点名额，各个公社真是花样百出，伤透了脑筋。有的学校头天早上八点开始评选，直到第二天下午还不能散会出结果，想想就觉得惨烈!

　　我记得我们公社算好的，公办教师有27人，但有9个指标，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上职称。但就算这样，操作起来也特别难办。因为我们公社老教师特别多，不给评觉得过意不去，全给评上吧，又有失公允。

　　经过几天的思考，我想出了一整套评职称的办法。首先，我们成立了评职称7人小组(成员是各八年制学校负责人，又增加了两个党员群众代表，我是领导组组长，中心校寺也学校校长王殿英为副组长)。

　　有了领导小组后，我们共同制订了评选方案：一是利用半天时间，让所有有资格上职称的人都在全体公办教师面前自我评估自己的工作，谈自己上职称的理由。你可以从一参加工作讲到现在，走过几个学校，代过什么课，有什么奖励等，有没有受过处分等。这样便于大家互相了解过去的经历。二是分组评选上职称名额，当时未告诉大家怎样分组。到大会时，我才告诉大家，民办教师为公证组(因为这次评工资与他们无关)，公办教师自由组合成9组。这样做避免事先拉帮结派，搞小团伙。宣布完，各小组在我这儿登记，以备检查违章行为。然后宣布分散评比，互不串联，而且本组不得评选本组同志，这样，就完全避免了作弊的可能。结果，第一轮评出了9名得票多的人。我又让没评上的同志谈意见。谁不服，就与谁比，让大伙儿共同评出看谁够格。就这样，两轮过后，名额基本搞定，最后由领导小组核实，通过，并分别解决善后问题。这个结果让人出乎意料，没评上的，有的在领导组，也有教了很多年的老同志，但大家经过比对，都接受了这个结果。

　　这次评工资，我们仅用了一天时间，就顺利按计划完成了任务，而且事后没有后遗症，也没有不服气去教育局告状的。其原因在于领导组坚持民主、公正的原则，大家的事，大家做主。一切秉公行事，所以大家心服口服。

　　最让我难忘的是给女教师接生的事儿。

　　那年，一位叫樊彩跃的女教师要生二胎了。由于她的丈夫是部队上的人，请不了假，所以樊彩跃同志吃住都在学校，也一直坚持到临产还在上课。那天下午，她突然要生产了，可身边没有医生，只有她妈妈一个人陪伴。老妈妈当时吓坏了，只顾着哭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听到此事后，急忙赶了过来，一边打发教师去公社医院找接生大夫任彩连，一边亲自出马，照顾彩跃生孩子。当时虽然心里很害怕，但还是硬着头皮尽力去帮她。我一看她疼得坐立不安，我就凭奶奶教我的经验，让彩跃跪在炕上，让她妈妈扶住。我呢?用膝盖顶住她的后腰，又用双手卡住她的肚子上方，想帮她用力。我让她深呼吸，当吸气时，屏住呼吸;当呼气时，使劲用力，我也配合她的呼吸，吸气、呼气、使力，就这样反复用力，终于，孩子生下来了，一下子掉在了棉毯子上。我和产妇累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全身都是汗。大家一阵惊呼：“生啦，生啦，还是个儿子呐!”我一屁股瘫坐在炕上，软得没有一点力气了。孩子的哭声，众人的笑声，让我们一时间忘了什么是怕。好半天后，她母亲又惊呼，“怎么胎盘不出来?”大家的神经立刻又紧张起来。我赶紧又派人去催医生。正当我们都六神无主时，大救星任彩连大夫气喘吁吁地闯进来了。她的到来，让我吃了颗定心丸。没用几分钟的时间，只见任大夫娴熟地托着产妇的肚子左转三遭，右转三遭，只见那个宝贝胎盘就悄无声息地掉在大夫的双手里。这时，我的心才“扑通”一声落回心窝。

　　这件事，传来传去，让所有知情人都赞叹!大家都说：“有这样的女领导，谁还不尽心尽力地工作呢!”其实，事后想想，我也很后怕。多亏孩子顺产，福大命大，要是难产，就没那么简单了呀!

　　文革后，学校仍是困难重重。首先教师吃不饱肚子，上级号召师生们勤工俭学。我就带领大家开山放炮，准备造出一块耕地来，种山药蛋和蔬菜，解决师生的伙食问题。

　　开山放炮，说得容易，做起来难。谁来点炮呢?点炮可是件危险的事儿，万一火着了，人却没躲开……我想都不敢想。可是年轻教师们已经跃跃欲试，迫不及待了。我看得出来，他们只顾图好玩，根本没有把危险放在心上。我思来想去：种地事小，要是点炮出了事，那可就捅破天了!于是，我决定：点炮的事我来，别人谁也不能动。

　　万事开头难，自从点过第一炮后，我的胆子也就放开了。可是，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三番五次都没点着。正在我着急上火之际，突然，炮着了!说时迟，那时快，我纵身一跃，从坡下拔腿就跑，在第一时间逃离了现场。可是，由于前几天点炮，坡下被炸出许多虚土来，我一脚踩下去，土一下子就淹到了我的小腿上来。我拔出腿，鞋子已埋在深土里了。当时我一心逃命，哪里还顾得上捡鞋子?等我赤着双脚跑到安全地时，同志们都被我的狼狈样笑得东倒西歪，喘不过气来。他们还逗我说：“咱看大校长赤脚怎么跑过我们。”还有人说：“要是让村里人、学生看见，那可有好戏着了。”我故作生气，回击他们：“看你们幸灾乐祸的熊样!你们还是不是我的兵了?”大家又是一连串开心的欢呼声。有人还风趣地说：“赤脚将军也可爱!”

　　就这样，我和师生们像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管上课，还是业余时间，总是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干劲十足，把艰苦的日子也过成了快乐的日子。多少年来，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还是那么激动，那么温馨，那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