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永光（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优秀教师、副校长、高级教师）

我与河中的不解之缘

何永光

        早在1960年，我就住在城关中学了。那时父亲何佩道从五寨回来组建河曲师范，把家安在城关中学的一处旧院落里，直至父亲离世，其间四十五年，可以说河中也是我的家。

       父亲一生从教，大半生在这里度过，我和弟弟元喜也一直从教，而且子父三人都在河曲中学。1994年，忻州地委、行署给父亲颁发“教育世家”匾，作为教育世家中人，身处河中校园，自然有更深的情感。

       1941年我出生在铺沟，小学在本村和旧县三完小，初高中在巡镇中学，1961年考入晋北师专（神头），1962年停止办学（80年代才补发了毕业证），我被分配到河曲城关小学任教。六年后调到柏鹿泉任教八个月，再调到柳家甲任教三年四个月，后调到单寨中学（高中）任教八年。

       1980年秋调入城关中学，1981年任38班班主任和语文教师，这是二年制高中的最后一届。经过两年的顽强拼搏，1983年高考，38班本科录取8人，专科录取1人，而且有西交大、北理工等名校，这个结果让人大为惊叹，38班的刘育梁、阎献军、鲁顺民等后来都有很大的成就。紧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六家主流媒体联合开展评选全国优秀班主任活动。我很荣幸，被评选为全县唯一的全国优秀班主任，领到了金质奖章。

       1983年我接任高二40班，1984年我被提拔为城关中学教导主任，经过不懈的努力，1985年40班高考再次出彩，而且城关中学的高考全面超越巡镇中学，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升任城关中学副校长。1986年城关中学高考再放异彩，忻州行署在城关中学召开现场会，全区15所学校的校长全部参会。

       1987年我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1989年我又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奖，享受国务院津贴，1991年我离开了辛勤奉献三十年的讲台，专门从事后勤管理工作，1999年退居二线，2012年正式退休。

多年的师生成兄弟

鲁顺民

        我的老师何永光先生前些年退休了，每一次回家乡总要抽空看看他。若是某一次回去的时间短，他儿子小东会传上话来说，老汉想你了。又说，不陪老汉说说话去？心中惶惶。

在教过我的许多老师中，走得近的老师很多，但跟何先生走得是最近的。这是因为，我们不独是师生，后来还做过若干年同事。开始还拘于师生之间的礼敬，同事之后就添了朋友之间的坦诚。

    我们那个时候高中是两年制，高中毕业才是一个17周岁的小屁孩儿，什么都不懂，一个初中，一个高中，大半是混过来的。高考，异常顺利，刚考了一门就知道了结果，根本考不上的。因为分数离录取分数并不远，属于可教之材，补习的时候就插到何老师当年代的高中应届班。那个时候，浑浑噩噩，少年不知愁滋味，全然不知命运已经兵临城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冲上去短兵相接。而在事实上，许多重大的人生问题已经摆在面前需要你解答。碰一次壁，问题就逼进一步。前去补习，实在是无奈，也紧张，回头看看，那柄被祖辈摸过不知道多少遍的老木犁就在那里眼睁睁地等着你，问题咄咄逼人。

    何先生的父亲是代县省立五师毕业的。老何先生家里成份不大好，地主。40年代整风，到晋绥边区首府兴县背炭改造，左侧的肋骨被压断六七根，印象里就是那么一个直不起腰的老先生。老先生是我们那地方教育的元老级人物，他的后代也多从事教育。

何永光先生教我的时候，刚从山区中学调回城关，年届中年，显得老气横秋，走路做事慢慢吞吞，说话似乎也很小心。后来他才给我说，这种性格的养成，完全是因为出身，一句说不对，马上就开批斗会，吓怕了。刚刚参加工作在一个山区中学，下棋，棋盘上一边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边写着“打倒刘少奇”。不知道哪个政治敏感的人马上就联起来念，变成“打倒刘少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下，一张棋盘上有暗藏的反革命们在布阵列兵，成了一个了不得的事件。他马上申请到另外一所中学，躲开是非之地。

    从老何先生，到何先生弟兄们，几十年埋头教书，也是几十年埋头做人，不敢造次。从何永光先生那里，我才终于明白所谓的历史是怎么回事，书本上那些条条款款的记述全都变得具体了，也沉重了。

    我们家乡山西省河曲县，地处晋西北最西北端，但是现代教育进入得却很早，很早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小学、初级中学，不独是河曲，沿黄河而南的许多县份莫不如此，这是一个让人称奇的现象。但是经过长期的战乱，教育给毁得一塌糊涂，1949年之后，全县里找几个认字的人都难，县里的中层干部，文盲书记、文盲局长一数一大把。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家乡自古就是一片教育荒漠，等到几十年之后才知道，远不是那么回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河曲县就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满怀一腔报国志南下广州上黄埔军校的热血青年，还有许多国民师范毕业的老学生。其中就有老何先生。这让我特别惊奇，现代教育曾经成功地在我们那地方存在过很长时间，只是被人故意遗忘了。

    我插进他班里，已经是毕业班，据说，他这个班的学生是挑来拣去剩下的最不好的一个班，尖子生不多。然而不然，一年之后，全校总共才考了十四个大学生，这个班就占了九个。当年的高考录取率并不高的，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比率。就在当年，何先生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刚开始插班，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似的，可是渐渐地就和同学们融在一起了。这种心态变化得益于何先生管理班级的独到之处。他从来不说你考不上怎么怎么，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怎么，找你谈话，永远是就事论事，哪怕是哪一个字写错了，他给纠正过来。

    我们这个班，一多半是来自邻近农村的孩子们，比起其他两个班来要土气得多，但有这样一种平和的气氛，也踏实得多。到了高二，这个班的成绩已经遥遥领先了。

我教书之后，对于教学实际上并不摸底，好多东西都是在模仿何老师当年的做法。很成功。基层的基础教育，除了教给知识之外，在管理学生、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时，就是家长粗暴教育的一个延伸，家长把孩子交给老师，嘱咐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不听话了你给咱好好打。老师倒不可能天天揍人，但绝少听见哪个老师夸奖学生，责骂呵斥甚至报怨是家常便饭，老师和学生对“师道尊严”的理解相当狭隘机械。岂不知“师道”绝不是一个偏正词组，而应该是一个逻辑组合，是一个事物不可割裂的两端，是师与道的统一。从师问道，兴趣之激发是关键，而及时的夸奖与鼓励就必不可少。何老师会夸学生，也舍得夸学生，哪怕作文里面有一两个好句子，用了一两个好词句，他都要在课堂上说半天。有时候搞得学生自己都不大好意思，但激发起多大的学习兴趣也就可想而知。到后来高考，简直就没有什么压力。我记得答完一门之后，居然大模大样在考场上给睡着了。

    我教书的时候，也学何老师，舍得夸学生，班上的气氛一直很活跃，许多顽皮异常的学生就是在不停的夸奖中一点一点进步起来。后来我跟何先生说起来是学他，他才说这也是他的铩手锏。师徒两个就会心地笑起来。

何先生嗜酒，我们同事之后，喝过不少酒。我调离学校之后，每一次独坐在那里看见酒壶，就想起何先生来。谁知道，有好几次，刚刚想起他，电话就从远远的家乡打过来了，而且也往往是，他正在那里喝酒。他说：“回来哇，陪我喝酒。”说得我心里暖，眼眶的泪一滴一滴蓄起来。

附：鲁顺民简介

　鲁顺民，1965年生，山西省河曲县人，高中就读于河曲中学，1983年考入山西师范大学，1987年大学毕业后，在河曲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8年，兼任校团委书记，后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创作一级。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发表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作品计400万字。著有报告文学《380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中国北方的农村和农民》（获赵树理文学奖），《山西古渡口——黄河的另一种陈述》《送84位烈士回家》（获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根据该报告文学改编的广播剧《英烈回家》获2012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王家岭的诉说》（合著）、《天下农人》《礼失求诸野》《潘家铮传》《朱伯芳院士传》《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第一书记故事》等著作。获得冰心散文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优秀作品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太原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我与何永光老师交往的故事

王辛卯

我和何老师的交往，伴随了五十多年。从小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教我做人的道理。工作后，他是我的榜样和良师益友。何老师和我的相识相知，情同父子，义如兄弟。

1963年，我在二完小25班读五年级，我因为学习跟不上被留级。留级到了何老师的27班。

何老师字写得特别漂亮，在二完小他的学历是最高的。在我心目中，何老师才华横溢，教初中、高中也绰绰有余。

何老师带班很严，发现那个同学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一定会严厉地指出来，很多学生都因此挨过训。越是好学生，何老师越是管得严。当学生们有一点转变，或者做了一点好事，何老师总要表扬你、激励你，总之，表扬的多，批评的少。

我来到27班，何老师把我们几个留级生叫到他办公室开门见山地对我们说：“我这个班管得严，你们几个留级学生看嫌我管得你们紧不？要嫌我管得你们紧，你们到28班去。”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不嫌!”“不嫌，就得听我的话，上课注意听讲，自习把当天的作业做完，不许混账影响别人学习……”最后问我们有什么要求？他们都说没有。我说：“我和民生在教室后边坐了一年，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能不能调整一下位置？”何老师说：“以后考虑吧。”没过多久何老师就把我们俩的座位调到前边。有一天上早自习（那时候没有电灯，上早自习大家都是点着小煤油灯)，我正在写作业。忽然我旁边的民生说：“咱炒豆子吧！”我一看他的小灯上，有个架子，架子上边有个罐头盖子，盖子里边放着几粒玉米（我们原来在25班，经常这样炒豆子）。我说：“何老师对咱这么好，把咱俩从后边调到前边，赶快写作业吧！”不一会儿，他炒豆子让何老师逮了个正着。周围的同学说：“王辛卯不让他炒豆子，他不听。”何老师当场批评了他，表扬了我。

有一次上体育课，贺佼老师代体育。同学们玩手榴弹，不知那一个同学扔出去刚好落在我的头上，顿时头破血流，何老师正好在跟前。可把何老师吓坏了，他连忙背上我到了医院，给我包扎了伤口，伤不重有惊无险，何老师这才松了一口气。看着何老师手上衣服上的泥污血迹和满头大汗，我说：“何老师，没事。”何老师说：“你父亲下乡临走时，把你交给我，你要出了点事，我如何对你父亲交代呀？”我说：“你不用对我大说这件事,没事。”医生也说没事，给我配了点药。

何老师把我送回中学工友室，(我妈在上榆泉种地，我大在南墕公社“四清”已走了一年多，我和城关中学拉水的杨二海罗大爷住）看着我服了药才离开。晚上又过来看了我，让我明天休息一天。（我们在一个大院住）

何老师走后，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想到了我的亲人奶奶、我妈和我大，可是他们都不在我的身边。去年一年谁也没有问过我学习上的长和短，我一个人孤身在外念书，就和“祭了天”一样。当时我不足12岁。而今我遇到了何老师，他处处关心我、爱护我、激励我。他就像慈爱的父亲一样，怕我学习不好，怕我惹是生非……那一夜我想了好多好多。最后我终于想明白了，要想不辜负老师的厚爱，就得好好学习。

过新年（1963年）学校办墙报，何老师让全班同学写稿子。我语文学得不好，最头疼的是写作文，平时写作文我在班里也是最差的。何老师鼓励我：“不写，甚时候也不会写。”我想了好一会，也想不出个头绪来。最后硬着头皮抄了两句二人台唱词：“樱桃好吃树难栽，朋友好为口难开。”悄悄交了稿子。

过了几天学校的墙报出来了，有我的稿子。变成一首诗：“樱桃好吃树难栽，朋友好为口难开。如今幸福那里来，毛主席领导咱富起来。”是何老师修改的，一阵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他不但没有责罚我，还鼓励我，帮我上了一次墙报。

过了几天，何老师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我写的作文拿出来当面点评。他说：“你的作文比以前进步多了。以后写作文不要编故事，要写你最熟的人和事，哪怕是平平淡淡的一件小事，只要说清楚就行。这样有人物，有事情经过，又好写，让人看了又真实，这就是作文。”何老师的肺腑之言使我慢慢明白了。我原来爱看小说，写作文老想写大故事，写长故事，结果尽是空话，写了半天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我改变了自己写作文方向，写自己最熟悉的小故事。

一次何老师给我们出的一个作文题目是<<一件难忘的事>>。我写了我读一年级的时候，武成万老师给我们吃西瓜的故事。字不多，没有夸张句子，只是写了老师为了哄娃娃们上学的真实故事。没想到何老师给了我很高的评价：“优秀”。是我们班的第二名，字潦草和错别字多扣了几分。

还有一次何老师让我们写<<我的老师>>。我写了我二年级王玉秀老师教我们记住生字“寺庙”的故事:我在二年级时王老师教我们语文，有一天讲到“寺庙”二个生字，王老师为便于我们记忆和理解，编了一个小故事，说：“河曲一个秀才和保德一个秀才到京城赶考，路上他们比赛文采。保德秀才说:‘保德有个禹王庙，站起尽够一眼瞭。’河曲秀才说：‘河曲有个文笔塔，离天不过丈七八。’保德秀才不服气又说：‘保德有个悬空寺，磨的天还刺刺刺。’河曲秀才又说：‘河曲有个魁星楼，半截插在天里头。’这次，我的作文上了我们班教室后墙的“学习园地”，做为示范作文让同学们看。从此我对学语文产生了兴趣，我爱语文，我爱写作文了。

1964年全国开展学雷锋运动。李登雄老师在校园的黑板上画了雷锋的照片，下面有毛主席写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我们二完小各班积极响应。何老师在教室后墙上做了“学雷锋做好事表扬栏”，学生做一次好事插一个小红旗，不守纪律插一个小兰旗。同学们争做好事，给自己多插红旗。

大家在校园里抢着打扫卫生，擦玻璃，擦黑板。在校外帮助军属抬水扫院子，捡一、二分钢币更是数不胜数。我们班教室后边的小纸盒钢镚放得满满的。

我也抢着做好事，我想到的好事都让别人抢完了。我就向何老师申请，把拿教室钥匙的任务抢过来，这样我可以提前到校打扫教室卫生。我的红旗也是插得满满的。

1965年，临近“六一”，各班排练文艺节目，老师们也排练大型歌剧“沙家浜”。那时候人们的文艺生活很贫乏，听见二完小演戏，人们早早把操场坐满。我们班的节目是我和王伟同学演出相声“生豆芽”，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老师们演出歌剧“沙家浜”，那才真叫好。我们何老师扮演地下党，韩玉良老师扮演郭建光，刘顺憨老师扮演胡传魁。他们演得出神入化，学生们和观众不住的拍手叫好。

过了“六一”马上就要初中考试了。全县共招150名初中生，城关中学50名，巡镇中学100名。校长张老师反复强调这次考试的重要性，班主任何老师给我们多次讲了考场的注意事项，算术刘老师还是加紧时间辅导算术，说：“临阵磨枪，磨不快也能磨光，能抓几分算几分”

那年我们学校考得最好，城关中学招了51名初中学生就有我们学校的37名，其中21名来自我们班。我在我们班里考的不是最好的，是中上等。但是，对我来说，这已心满意足了。

1972年，我分配到单寨中学工作。校长是我的小学算术老师刘顺憨，后来听说何老师也要调到单寨中学，我主动要求到曲峪接何老师。我前一天到了曲裕，我认识的汽车司机多，约好车辆，等何老师从旧县过来，我们一起来到单寨中学。

在单寨中学，我和两位老师一起工作那是多么高兴的一件事。每天可以听老师的教诲，如果有一点错老师给你担着。一起生活五年眨眼就过去了。

1977年我调到县政府工作。临走时，我舍不得离开我的老师，舍不得离开和我朝夕相处的同事，舍不得离开单寨的山山水水。何老师对我说：“回县城是大家的共同心愿，我们都想回县城，我们后会有期吧！”

1988年我调到河曲中学工作，何老师是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是我的直接领导。那时的何老师可是风光无限，教育界的光环全照到他的头上：高级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优秀教师、教育世家，周校长又把学校的财权全放给他。何老师在河曲中学说出话来那可是一言九鼎，在他手下工作那是我的福分。

工作之余，何老师的家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人们在他家打麻将玩扑克，师母又是给我们倒水又是给我们削苹果，玩的迟了师母把炖羊肉给你端上来。在何老师的家我们可以无拘无束，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人生短促，转眼间我已六十多岁。闲来无事，出于怀旧，虽知自己拙于为文，但感念所系，不发不快。也算自我抒怀，自我慰藉。

何老师和我在一个县城，我们经常见面。谈往昔，话当今，每每都有说不完的话。正像他的优秀学子、大作家鲁顺民笔底感言：“多年的师生成兄弟。”诚如斯言，这话真是说对了，说彻了，道出了我和何老师的真实感情。

祝愿何老师健康长寿，幸福常在。

                    作于2015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