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佩道小传（武永义 稿）

原河曲城关初级中学校长何佩道，生于1915年11月，本县铺沟村人，其祖父为清末的贡生，其父为耕读文人。

何佩道17岁（1926年）毕业于当时称河曲第二高级小学（旧县），当年赴太原平民中学读书，后因经济拮据中断学业。此后他先后在五门楼初小、旧县高小任教。1937年参加牺盟会，随后组织让他考入国民党军官教导团（决死四纵队前身）学习。当年又参加八路军举办的河曲五区自卫队工作与河曲五区动委会工作，派驻铺沟村（大行政村）任常驻委员，发动民众抗战。1940年河曲解放重返教育界，任第三高小（旧县）校长。

解放区大反攻时期，何佩道把自己的弟弟，年仅15岁的何忠道送去参加了八路军。何忠道在部队刻苦学习，英勇作战，曾荣立一、二、三等功各1次，后来被选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批飞行员。1952年10月与美国空军作战时多次打退和击落美机，后在战斗中殉职。空军总政治部、司令部首长都送挽幛表彰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署革命烈士证书，这些荣誉都交给了以兄代父的何佩道。

河曲土改各级学校都停课，土改后何佩道调五寨二分区党校教育队学习，后被分配到河府县（当时新解放的河曲四区和府谷县一部分）任完小任校长，恢复新解放区的教育。1948年秋调晋绥二中任教。1951年晋绥二中改为五寨师范，任该校教导主任，195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10月，调五寨中学任校长，1959年国庆前出席了山西省群英会。1960年6月调河曲师范任校长，1962年，河曲师范并入五寨师范，何佩道由于体弱留在河曲城关初级中学任校长。

何佩道上任河曲城关初级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正是我县调整教育时期，最棘手的事是调出大批教员、压缩家属的城市户口。他带头压缩自己的家属为农户，果断地留下一些有专长，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名师，使学校很快稳定，一开学教学就转入正常。当时学校接收了很多河曲师范的财产，他对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贯彻了勤俭办学的方针，反对铺张浪费。仪器、乐器、体育器械、一一登记，图书造册，专人管理，使国家财产免于流失。他坚决贯彻中央指示“中学教育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和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的新生。”到1964年城关中学声誉大振，县里主要领导子女再也不外出上中学了，学生吃住在学校，家长很放心。

文革后期何佩道被“三结合”为校革委会副主任，他不记个人恩怨，忠于职守，励精图治。恢复高考他一丝不苟，为教学出谋划策，把后勤工作搞的头头是道，广大教职工要求他再主持校务工作，由于年事以高，自己让贤。

1982年11月何佩道调河曲教师进修校任校长，以老骥伏枥的精神，继续为河曲县教育事业作贡献。何佩道一家三代出了七个教师，曾被地区授予“教育世家”的铜匾，1986年离休。

记忆中的父亲

我的父亲何佩道是1916年生人。由于出生在一个荒村小地主家庭，小时候有机会读书。但这个地主还是太小了，所以，在太原平民中学（初中）只读了半年，便停学了。因为太原一来太远，雇个小毛驴，得走七八天；更主要的是，半年花掉一百六十八元大洋，爷爷舍不得了。当然，事实上也确实难以维继三年五载。但尽管如此短暂，时代变革时期，社会信息的广泛接触，周围进步青年的气息感染，已经使父亲的思想，背叛了小财主家道的束缚，不准备伺俸祖业了。
缀学不久，父亲考取了小学教师。河曲地处晋西北，与陕北隔河相望。共产党的抗日组织牺盟会、动委会，三七年前后在河曲已有发展，父亲经同事引荐，参加了牺盟会，一边教书，一边参予其间，并从事一定的工作，于是视野日渐开阔。1939年末，河曲解放，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父亲的心也找到了归宿——从事教育。
一九四一年父亲开始了校长生涯。县内旧县、巡镇、河府麻镇（现属陕西府谷县）三地完小展转八年，四九年调任五寨师范任教导副主任、主任历时九年，五八年调任五寨中学校长，六O年调任河曲师范校长，六二年改任河曲二中校长（河曲师范并入五寨师范），八一年调任县进修校长，八六年离休。
三年前，父亲的葬礼上，我在写给亡灵的祭父文中曾这样概括到：“先父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出身一个荒村小财主家道，得以上学至初中肆业，得以参予社会，投身变革。然青年丧父，面对道路选择、事业追求，先父矢志于党的事业，终身不息，毕竟是同代人中的睿智者。”是的，父亲对党的感情，对党的事业忠贞热忱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多数人远远不及的。
在父亲的葬礼上，有两位来宾，是父亲当年在巡镇完小的学子、已离休的原河曲县委副书记和宣传部长，他们特写一纸祭文，表达对恩师的悼念。文中提到一事：一九四七年春夏之际，时值解放战争中期，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军，延安失陷，形势严重不利之时，父亲以革命大业为重，毅然让随他上学的幼弟——我的叔父何忠道，参军入伍，并带动其它三名学生一同加入解放军。（其中一位就是此祭文的作者）当时叔父年仅15岁（假冒16岁才够格），奶奶在家守寡，父亲以兄代父，自作主张，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大义凛然了。叔父参军后，无愧兄长栽培，搏杀疆场，屡立战功。不幸的是，一九五二年十月，以二十岁的芳龄，作为我空军第一批战斗飞行员，在保卫上海的空战中壮烈牺牲，葬身东海。他的业绩曾屡见报端。当时空军司令刘亚楼及其它三位高层领导的大幅缎质挽联至今保存完好。这是题外话了。
此刻，不禁让我想起另外一件小事。一九五六年，我在巡镇上初二时，并不经常给我写信的父亲，有一次在信中告诉我，他入党了，并让我无论如何转告他的老同事，当时巡镇中学的校长李仲升老师。我一个十五六岁，不很更事的孩子，对于父亲溢于言表的兴奋，当时并不很理解，多年后想起来，才真正体会到父亲对共产党的那份感情的真挚。附带补充一句，因为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这根弦，一直是绷得很紧的，大约是地主出身问题使父亲入党的问题拖了这么久。
父亲在各级各类学校当校长四十余载，他有什么治校方略，当年的我，并不关心，因此了解甚少，现在回顾也仅是一些零星感受。总的感觉是十分敬业，爱惜有才气的教师，爱惜有才气的学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学校和睦团结，秩序井然。
记得母亲不止一次给我讲过一件事。大约在我二三岁之时，也即上世纪的四二三年间。当时河曲虽已解放，实际上处于八路军与日伪闫匪三种势力交织状态，时不时有兵匪侵扰。父亲当然首先考虑的是师生的安危，因为此常常置妻小于不顾。有一次是大冬天的晚上，在逃难的路上，母亲既要照顾小脚的奶奶，又背着我，不慎把我的腿脚露在外面，造成了冻伤，流了浓，几乎留下疾患。至于平日，家中事无巨细，全靠母亲打理。多亏我的母亲是一个持家能手。
前不久，一位老故人从外地来河曲，在饭桌上说道，有一个叫冯×的老音乐工作者，打听你父亲的状况，说你父亲是他在五寨师范时最尊敬的人。这个人我倒是略知一二，他和姓苏的妻子都是省里的音乐才子，大约是因为右派下放到五师任教的，人们认为虽身处逆境仍很傲气。记得父亲对他们的评价倒是不错的，说他们很有才华，很正直。
说到此还让我想到一个姓陈的老师。此人在旧政权工作过，自然带上了“历史问题”，是父亲在五寨师范期间的教师。后来父亲组建河曲师范时，陈老师从五师调来，家也从晋南迁来，子女上学就业都在河曲。我想这肯定是他们双方都感到合得来的结果。为此，父亲在文革中还背了一条纲罗“牛鬼蛇神”的罪名。
再一个印象是，多年来，父亲在家里饭前饭后的一个基本话题。他总是向我们谈说，某某学生、某某老师如何好，如数家珍似的，欣赏、夸赞溢于言表。以至家里的人未见其人，早闻其名。及至后来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父亲的夸赞是公正的，没有偏见的。再有，父亲当校长的时代，实实际际讲，处于国家的困难年代，因此在父亲的劝说甚至物质帮助下免于中途失学的学生不胜数举。但这类事在父亲甚至母亲眼里，都认为是情理中事。
所以，我现在要说，作为一个潜心于教育事业的人，爱惜人才，爱惜好教师、好学生，悉心呵护他们，应该是首要的基本的素养。
父亲是一个宽怀释然的人。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暴发了，全国各地的学校首当其冲。几天之内，大字报铺天盖地，秩序一下子全乱了。接着是工传队、军宣队进驻，父亲自然成了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被批斗成了家常便饭，有时甚至不让吃饭睡觉，俨然天塌地陷。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并没有被击垮，好象也并不怎么害怕，更多的是不解，当然也夹杂了委屈。这样折腾了一年多时间，复课闹革命见诸宣传，轰轰烈烈的批斗开始消停，家里人悬着的心总算安宁了一点。时隔不久，学校搞校办工厂，弄来两台碾米、磨面的机器，大约是改造的意思，让父亲去厂里劳动，这是一份体力活。父亲当时已五十三四岁，身体并不好。但看出来父亲并不抵触，甚至有几分乐意，因为我经常看到劳动中的父亲脸上是有笑容的。而且厂房里经常保持着整洁与干净。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半年多，父亲得到了进一步的开释，征得本人同意，父亲当了一个班的班主任。印象里还不错，因为十分辛苦。后来不久，正式解放了，成了革委会副主任，专管后勤。当时，教育学朝农，学大寨把操场和闲地挖出来，要种粮食，同时又从附近生产队搞来几块边远的旱地。父亲领着几个后勤上的工友，春种、夏锄、秋收，忙了个不亦乐乎。为了浇水，还修了水渠，有时水源紧张，往往搞个通宵达旦。我没有注意庄稼的收成好坏，我注意到了父亲收获的是工作的喜悦和乐趣。我还特别注意到了一点：文革初期的大字报、大批判是失控的，不仅语言出格、激烈以至放肆，而且常常在行动上伤及肢体，近乎虐待。我没有经历那暴风骤雨般的日日夜夜，但可以想见，作为昨日青春学子的红卫兵小将，今朝如此疯狂以对，实在是太残酷了。但事后，尤其是到了文革晚期以后，父亲表现出了常人甚至有点不解的释然。每当母亲提及此事时，父亲常常是一笑了之，说娃娃们小，不懂事，大形势下可以理解，怪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父亲从未因文革中的行为举止，指骂过某某学生。
这是难能可贵的容人之量，是历经风雨后的胸襟。
父亲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辛勤耕耘几十年，在我们一个偏远小县里，自然是学子遍地。晚年离休后，来看望何老师的确实是络绎不绝。每当这时，父亲那份老年人无法掩饰的欣悦让我们都受到感染。
父亲一九六O年组建河曲师范时，我们全家（当时有五口人）安住在学校院内的一个破旧的小院内，一起住了三户人家，居家环境可以想见。在这里一住三十年，大约九O年前后，学校要改建，（父亲此刻已离休）当时的教育局长（曾是父亲在五寨师范的学生）拔款并委托河曲中学在校内为父亲修缮一处小院，算是对离休干部的安置。尽管只用了七千元钱，确让父亲十分感动——感激共产党，感激他的学生。是的，我们是知道的，父亲当校长这么多年，我们从未体会到校长的“权力”，也未曾接触这“权力”所带来的相关利益。当然，这也是他那个年代并不罕见的现象。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应该说是成功的。父亲身教重于言教，他的行为感染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关键的时候得指引。一九六一年，我高中毕业，我的学业是优秀的，但被录取的是的师专。是否因为地主成份不得而知，因为那时高考分数是不知道的。作为好高鹜远的年令，对此我接受不了。但是我被父亲说服了，我上了师专，当了教师，而且一直当到了底。父亲给了我敬业精神，使我的教师生涯也发出了亮点。一九八三年我被评为山西省模范班主任，接着被评为全国模范班主任，荣获全质奖章；一九八七年，我成为首批中学高级教师获评者；一九八九年，又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与此同时，我也从普通教师发展到教导主任、副校长，在副校长任上长达十三年。我的幼弟是文革后期上山西师院的，那时父亲挨批不久，“教师倒霉论”盛行，但父亲依然给弟弟选择了教育。弟弟的教师生涯依然颇俱亮点，也是全国优秀教师，中学高级教师，名副其实的名师。弟弟现任河曲中学书记，继续躬耕于三尺讲台。在我们这个大家里，大嫂子从教多年，两个弟媳从教，在孙辈里更有一个外孙女已经是某大学的系主任，我的孩子也有一个在中学任教。有鉴于此，一九九四年教师节，父亲开创的这个家业，被授予忻州市委和行署颁发的“优秀教育世家”牌匾。这就更为父亲的一生锦上添花，画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悠悠往事，难以尽述。值此父亲辞世三周年之际，仅以此作为对亡灵的告慰与纪念，并希冀对晚代亦能有所启迪。


                       河曲中学退休教师    何永光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