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时,太原人何信在荧台(时火山军别称)经商,巨室蔽通衢,善田连阡陌,积累巨万,已成大富。
乾隆二十九年,河保营“人烟稠密,商贾辐辏,烟户十倍于旧城”,市场繁荣,已成河曲经济中心,以致迁治,至咸丰、同治、光绪三代,逐渐趋向高潮,诸多大商号均在这一时期起家。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 知县冯璞于邑东凿石疏理修筑丰乐泉,县城商铺74家赞助。
道光后,外籍客商来县经商者日盛,咸丰九年(1859), 陕西府谷县黄甫镇人王凤翔、王凤翥弟兄来河曲,同治初即成豪富。光绪十六年(1890), 神池宫氏来河曲开设商号10座。
民国初年,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内蒙临河、陕坝、武川,陕北榆林、神木、绥德、吴堡,本省祁县、寿阳、平遥、介休、榆次、太谷、太原、阳曲、五台、定襄、忻州、崞县、平鲁、朔县、宁武等地外籍客商纷至沓来,先后行贾河曲,广开商号,城关八大街:鼓楼街、南门]街、南关街、西门]街、西阁街、东门外街、大栅街、马营围街店铺林立,繁荣异常。据民国十年(1921 )地方商会统计,当时除147家糖、粉、豆腐、酱坊、炮铺、各手工艺铺、肩挑摊贩行外,仅钱铺、油酒坊、货铺、旅店四大行就204家。其中粮店近20家,全城油梁48道,缸房40座。
当时过往客商满店,街道行人云集,买卖之声不绝于耳,仅崞县在城居住和经商者就近千人,城关抽大烟日用黄油约一榨(150 斤左右)。本城民国“十大富豪”:张端、乔裕、王锡珍、李杞、王孟、于务本、常佳骐、常佳骏、张焕生、张耀生均在此时兴起,财产均在10万银币以上。
县城之外清末、民国年间巡镇商号亦有不少,外籍商户坐地经营者为数亦多,资本
清末民初,河曲的货物来源为“南来的茶布水烟糖,北来的牛羊马驼食盐粮”。衣食洋货进于太原及西安,布匹进于河北平山内邱、获鹿县的东村等地,粮油、畜类、皮毛、食盐等进于河套、绥包带。经河曲交易后,“南路货”转运绥包,“北路货”转运南路。所有商店俱向外地进货,除以物易物外,商号年以四季给货东付款,名曰“过四季标”。每年四月、七月、十月、腊月押送标银。起一标约有银十六七万两,全年总计近70万两银。
时各地诸多较大商号在河曲均驻“坐码头”之办事员,掌握行市,承办往返货物交接手续等。
凡经本县之货物,无论南来北往,主要靠船筏、高脚运输。南以“ 高脚”为旱路,北
以船筏为水路。商业最盛时期,常日有数十艘甚至上百船筏满载粮货,停泊于西门外。“高脚"驮骡总数在500头左右。
民国十五年(1926)7 月,盘据内蒙准格尔旗之奇子俊率骑兵200余据河曲3月,烧杀掠抢,商号店铺倒闭停业者甚多,市场冷落萧条。奇被阎锡山部李德懋师逐走后,商店虽陆续开业,然其景象终不及向时。
民国十七年(1928)1月,阎锡山、张作霖开战,阎部李德懋、张诚德师退守河曲。奉
军白凤翔、康存良部约5千众,于腊月十六日围河曲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城外富户皆被挖地3尺,大商号“裕生魁”、“义和当”被烧,数万元资产毁于一炬。约30家商号被劫,掠走财物无算。河曲城关商业元气大损,渐趋衰落。
市场衰落原因除奇子俊、白凤翔部两次劫掠外,民国十九年(1930)中原大战,阎锡
山兵败下野,省币贬值,各商号严重亏本、破产;同浦、平绥铁路通车,历来靠黄河运输之大量货物被取代;“七七事变”后华北局势严重,人心惶惶,波及商业。
至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先后约80%商号停业,或返故乡,或迁往陕西黄甫、
麻镇、包头、归绥等地,城关商铺所剩无几。
1939年12月14日日军34架飞机轰炸城关,两千多间房屋被炸毁,县城断垣残壁,瓦砾成堆,商户四散奔逃,商贸彻底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