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娟在《我的家乡》中写道:“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我却不这么认为。生命并不总是一条粼粼的溪流,它当然拥有柔和婉转的瞬间,可只有历经暴烈的山火、坚硬的荆棘、刺骨的飞雪和无休止的飓风,历经无情的逼迫和痛苦的成长,生命赞歌才不断宏大、雍容,变得伟大和高尚。
拟照着回望生命的方式回望文学,十九世纪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我们会痛苦地发现中国的文字逐渐失去了鲜亮的色彩,仿佛被巨大而可怖的机器切割肢体,不容分辩地被修剪为一个粉饰的、虚假的、空洞的模样。若向北方张望,不难发现俄国作家在沙皇的钳制下同样展现出了可悲的“夜莺群像”。
这就是顺流而下的文字,这就是任人摆布的生命。一个肥胖的太阳挂在天上,臃肿的阳光散向每一间小屋,在一潭升温的池水中没有一丝搅扰,人人都将沉沉睡去。
不幸又幸运的是,在所有温水青蛙死去之前,世界爆发了更大的灾难。这样的灾难有如火星,把帝国中遍布的干草一一点燃,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人们这次才发现自己站在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
要么离开羊群,要么继续随着麻木的人们在不自觉中坠入高崖——这样的逼迫是极其无情的,也因此是极其有力的。
原本昏昏沉沉的文字铁牢中发出了崭新的呼喊,我们听见鲁迅在呐喊,方志敏在呼告,看见萧红在救赎,林觉民在写“与妻书”。当闻一多拍案而起,高呼着“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不灭”之时,高尔基的海燕从头顶飞向大海,朝着风暴叫喊着胜利的消息。无情的逼迫,在战火、血污和泥土之中,在平沙万顷中,而粒粒新苗,生机蓬勃,见雨即芽。
然而,在赞颂逼迫下的新生同时,我们不能忘记铁屋子中的沉睡者和奥涅金式的“多余人”。在环境的重压之下,有人自欺欺人装作视而不见,有人听天由命早早放弃抵抗,也有人挺身而出,也有人殒身不恤。究其原因,外部的逼迫再大也不过是引线,内部的逼迫才是轰然的火药。就像一颗鸡蛋,从外部打破不过是餐桌上的食物,从内部打破才是璀璨的新生。人大抵也是如此。
以求学为例,师长无论如何苦苦相逼,总有人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极其精妙地扮演榆木疙瘩。就这样被人摇头叹气评价为无可救药的孩子,却能在一个月朗星稀的不眠之夜,在日记本中字斟句酌郑重其事地写下“是时候逼自己一把了”,从此开启人生的下一个篇章。下一篇章,依旧没有“从此清风自软,梅花合让柳条新”的坦途,却多有一分“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逼自己一把的决心,而显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丽景象。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生命并不总是粼粼的溪流,它暴烈、坚硬、刺骨、无止无休,又在一次又一次的逼迫之下,成为伟大而高尚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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