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海：河曲有个“一完小”

                                              李延海

    上世纪五十年代，河曲县人民政府设在桃山脚下的巡镇，巡镇也叫巡检司。巡检是下级武官的官名，始于宋代。司是官署的意思，主要设在关隘要地和距离县城稍远之处，以应对特殊情况。金朝和元朝在一县之境内设巡检，明朝和清朝各州县均设巡检。笔者估计河曲的巡检司为宋代火山县（旧县）所设，因为巡镇距火山城较远，约30公里。六十年前的巡镇是由河北、河南和樊家沟三个村庄组成的，县政府设在河北村，公检法等设在樊家沟，五天一集的商业区设在河南村。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巡镇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别的，而是“一完小”。

“一完小”全名叫河曲县第一完全小学，是河曲县最古老的一所学校，无论是师资力量和影响程度都远远高于设在城关的“二完小”和设在旧县的“三完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河曲县的大小干部几乎有一半以上念过“一完小”。“一完小”坐落在河北村的坡地上，南低北高，南面是部分低年级用的教室和操场，操场上有简单的单杠、双杆、吊环等锻炼设施，北面台阶之上是高年级的教室和老师们的办公室，四周是砖砌的围墙。

在我印象中，当时担任“一完小”校长的诸如贾在海老师、张诚老师等，都是县里教育界的一流校长，和教育科长（后来才有教育局）是平起平坐的，也就是说教育科长也可能平调来担任校长，而校长也可能平调到县政府担任教育科长。至于师资力量更没的说，没有两把牙刷子的老师是进不了“一完小”的，文化程度大多是中等师范。学生生源以巡镇三村为主，其中有不少干部子弟，当时我父亲在县政府农林部门工作，所以我也算是其中之一。同年级学生年龄差异很大，最小的我当时只有十来岁，最大的已经二十来岁，个别女生已经结婚成家。“一完小”的学习氛围很浓，老师们喋喋不休地给我们讲“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的道理。某位老师还给我们讲过一位母亲从小鼓励儿子偷东西，儿子由小偷小摸堕落成江洋大盗，刑场上咬掉母亲乳头双双而死的课外故事，以此来教育我们从小正直做人，遵纪守法。虽然小学老师只能讲个大概，但这个故事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考上初中，考上高中，考上大学，一直把这个故事铭记在心，系统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并确认了它的出处。这个故事出自明代陈继儒的《读书镜·卷一·芒山盗》，原文为“宣和间，芒山有盗临刑，母亲与之诀，盗对母云：‘愿如儿时一吮母乳，死且无憾。’母与之乳，盗啮断乳头，血流满地，母死。盗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盗一菜一薪，吾母见而喜之，以至不检，遂有今日。故恨杀之。’呜呼！异矣，夫语‘教之婴孩’，不虚也！”芒山盗把罪责全推到母亲身上，并不完全公平。因为他长大成人后自己不改正小时的劣迹，以致于犯了死罪。他将母亲咬死，可见他的残忍。但他的母亲也确实有过错，因为她从小就把儿子推向邪路。这个故事直到今天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值得天下父母和子女共鉴。在后来的高中教学中，我把它设计为材料作文让学生写作，从中受益良多。我举出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启蒙知识的重要，如果没有当初“一完小”老师的略显粗线条的教诲，肯定没有后来我的传承与深化。“一完小”的老师们还经常给我们灌输惜时观念，让我们背诵清代钱泳《履园丛话》里的“后生家（年轻人）每临事（遇到要做些事情），辄曰：（总是说）‘吾不会做。’此大谬（错误）也。凡事做则会，不做则安能（怎么能够）会耶？又，做一事，辄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谬也。凡事要做则做，若一味因循（拖延，等待），大误终身。”以及钱鹤滩先生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堕。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它绝对是我文言文的启蒙篇章，我之所以成年后在古文方面有所成就，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文言文学习手册》和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文言文基础知识手册》，成为全国中语会文言文研究中心研究员，与“一完小”的初始熏陶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一完小”也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惜时如金的种子，养成了一生都不敢虚度光阴、蹉跎岁月的习惯。在我45年的工作中，只争朝夕、争分夺秒，孜孜不倦，从不懈怠，受益匪浅。头脑中从来就没有星期天的概念，几乎所有的公休日，我都是在没有加班工资的情况下积极工作中度过的。“一完小”的算术课也好生了得，老师们上课时在黑板旁边挂一个大算盘，作为教具，课堂上什么“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剩一”的领诵声与背诵声此起彼伏，几十节课下来，加减乘除的口诀己是被我们背得滚瓜烂熟。记得我后来考高中，数学出了五道大题，我连一半时间都没用，考场上还睡了一小觉，五道大题居然无一错误。我想，这与当初“一完小”的基础以及后来初中数学教师张金莲的培养是不无关系的。

“一完小”在教学之余，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劳动锻炼。说起来也是无奈，由于当时交通所限，小平车、胶皮车到不了离学校最近的煤矿磁窑，学校一冬天的取暖用炭都要靠人背回来，单程15里，来回就是30里。一人拿一根粗麻绳，从学校出发，经樊家沟，入洞沟，一直往里步走15里，到达磁窑。选一块大炭，捆好后上肩沿原路返回，路上累了不能坐下休息，而是选择适当高度的有平台的岩石，人站着把背上的炭块靠在平台上喘一喘再继续前行，身上勒得紫一道红一道的。回到学校还要过称，登记在册。背炭之后是打柴，背炭没有季节，打柴是有季节的，必须是秋后，打柴不同于背炭，不能一起出动，如果全校千余人马一起出动，哪有那么多的柴可供你打?所以打柴只能分班进行，也是每人一根绳子，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死树干柴，枯枝败根，以及农民遗弃在地里的桔杆，都是我们的打柴对象。背炭和打柴对我们这些不知稼穑之难的干部之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让我们小小年纪尝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辛。“一完小”的体育工作搞得也是风生水起，每学期都要组织一次全校性的体育运动会，各班选出最好的运动员参加田径、体操、拔河等项目的角逐，有一些高手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县里的运动会。学校还有几位篮球好手，组建了一支教师篮球队，在和其他单位比赛中往往能赢个二三十分。我记得当时全国正在实行“劳卫制”，即《劳动卫生体育制度》，有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意思，分为少年级健将、一级健将和二级健将，若是胸口能别一个健将的徽章那是多么的令人艳羡和得意洋洋！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一完小”给予我们奋斗拼搏的基因，使我们这一拨人有了后来人生的强大。

当然，“一完小”也并非世外桃源，也有过时代政治的烙印。它也曾荒唐地让我们大炼钢铁，烧出了毫无用途的“轱炉瓷”；她也曾片面强调处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卓娅和苏拉比刘胡兰叫得还响；她也曾号召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用尸体填平台湾海峡；她也曾说过“一日千里，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昏话。“一完小”由于初创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学生的卫生意识很差，半数以上的学生不洗脸，有那么几位浓浓的鼻涕流出来快到嘴唇再吸溜上去，反复如此，就是懒得用手揩掉。放学后打架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两个人先用肩膀互扛，如果一方逃走，那就罢了，如果扛来扛去互不相让，然后才用四肢，大打出手。我记得有一位叫李某果的学生，个子不高，原平人，其父是中学俄语教师，也不知是子仗父势，还是忻定盆地天生会摔跤的底气，他只要听说有新生入校，便站在校门口阻拦。我当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跟着在忻县上了一年小学，一年之后父亲又调回河曲，我也返回“一完小”再念，不知怎么被李某果发现，认为我是个新来的，等在校门口不让我进，非要和我抵一跌（即摔跤）不可，他万万没想到他那个小跤乡咋能抵得过我这个全国有名的大跤乡，三腿两脚便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只得不情愿地让我进校学习。有意思的是我们后来重新编班还编在一个班，六年级时还一起转学到了城关“二完小”，成为朋友。再后来听说他随父亲回了原平老家，“文革”中他那位当俄语老师的父亲被迫害致死，他也一生不得志，不知所终。

1959年之后，随着河曲县人民政府的迁移，巡镇“一完小”的好教师也陆陆续续调到城关（即现在的文笔镇）“二完小”，许多干部子弟也转学到了城关“二完小”。“一完小”终于扛不住衰落的命运，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兴旺与繁华。后来，“一完小“连直属县管的校名也没有保住，改名为“巡镇小学”，一个公社管理的小学，泯然众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