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海：年过古稀且说“老”

回想自己的大半生，还真的是与“老”有缘。

首次领教“老”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因成绩之外的原因，30大几的我终于迈进了正规大学的校门，与其他四位年龄相仿的老三届学生一起被大学的师生们公认为中文本科班的“五老”，就连一个班的同学都不好意思直呼我们的名字，而是叫我“老李”或“李老师”。有的甚至戏谑地叫我“李老”。

记得我在省城带薪上大学期间，周日和巡镇中学高中时的原同班同学、已在省城上班多年的张志斌（又名张二栓）、燕治国三人一起骑自行车到太原火车站接从北京回太原的燕夫人，进站时把自行车存在了站前广场的存车处，保管员收钱后给每人发了一个存车牌。没想到取车的时候，由于人多，保管员错把三个存车牌看成了两个，竟然冒出一句：“后面那位老同志的牌牌呢，”因为我走在最后，他说的“老同志”显然是在指我。当作家的燕治国能说会道，马上替我反驳道：“谁说我们老，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还没有结婚呢。”弄得存车员只好说声“不好意思，对不起”。实际上，我们三人之中，就数我的年龄最小。

若干年后，忻州开往河曲的长途车上，不到50岁的我与忻州师院赴河曲讲师团的一位老师一路聊天，快到河曲的时候，他竟然问我：“你六十几了？”

又过了若干年，本人到朔州某银行去ATM机上取工资，竟有几个人在旁边啧啧称奇，说这人这么老了还会使用密码，并且问我有没有80岁，使一向对答如流的我一时语塞。其时我才60出头，还代着两个高中补习班的语文课兼一个班的班主任。

现在走在街头，还不到70岁的我往往被看上去已经是大爷的人叫上一声“大爷”，还真有点哭笑不得。心想，这不是高抬我吗，我有那么老吗？

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人们说我老，除了不靠谱的少数有眼无珠者，也有我自身的原因，那就是比起同龄人来，本人确实长得急了点。

但我决不像有些人那样忌讳老。老了就是老了，不必把老看得多么重。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事，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事，比如写写回忆录，互相聊聊天，再不济买张报看看，或者看看电视，下下棋，晒晒太阳，千万不要像有些人那样老了还在那里装“嫩”，什么八十岁的年龄，十八岁的心态，这不是胡扯吗。

演员刘晓庆就是一位出了名的装“嫩”者，六十好几的人了，偏偏要将自己打扮成三四十岁，连鼻毛都白了还在那里忸怩作态，看起来真让人恶心。

上世纪80年代西安电影制片厂有部电影叫《李清照》，本来从剧本到导演再到次要演员都很好，结果就因为用了一位1935年出生年轻时名声在外而当时早已风光不在的年近五旬的不靠谱的老演员来饰演李清照而遭遇滑铁卢，成为出了名的失败之作。

还有一位叫占旭刚的两届奥运举重冠军，到第三届时因为年龄大了8岁，实力早已大不如前，而同级别新手的成绩已经超出他很多，如果派年轻人去参赛，这块金牌八九不离十是中国队的囊中之物。个别领导为了让占旭刚来个“三连冠”的彩头，硬是派他去参加，结果只能是人们意料之中的惨败。

比“装”可恶的是“假”。

记得一位省领导，我二十郎当岁教书时，他的名头就已经很响了，经常出现在报纸的领导行列里，显然年龄比我要大得多，五十年之后，我已年近七十，早该退休的他却至今仍时不时出现在政坛上。档案造假在一些政府机关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秘书长王红英，自1991年以来三次涂改出生日期，从实际的1976年3月14日最后改为1979年12月15日；轰动一时的河北石家庄“骗官书记”王亚丽，档案中除性别是真的外，姓名、年龄、履历均是假的，其档案中90多枚公章有三分之一是假的；据媒体披露，有的官员甚至能把档案涂改得“年轻十岁”。

 更让人闹心的是那些退了休的所谓“大妈”“大爷”们，成天没事找事地在那里蹦来蹦去，说什么越跳越年轻，还美其名曰“广场舞”，扰民都扰到国外去了还不嫌丢人，也不看看你那个“猪粪圪节”似的臃肿身材和满脸的核桃皮，还跳什么跳？稍微有点自知之明的话，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再不济回家哄孙子外孙去！

个别老爷们退休后不干点正事，大白天拿一条长鞭子，打陀螺甩得啪啪响，上夜班的年轻人睡得正酣，被惊得一楞一愣，他还在那里乐呵呵地笑，还要脸不要？

我之所以提“广场舞”和“摔鞭子”，是因为实在看不惯老年人这种扰民现象。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已经够多的了，仅以2013年为例，影响全国的广场舞事件就有如下之多。

2013年8月，河南省洛阳市世纪华阳小区业主对18、19号楼下的广场舞噪音进行投诉，物业工作人员前去劝说，被跳舞者殴打；

2013年8月30日晚，因嫌广场舞音乐声过大，北京市昌平区一上夜班正准备休息的男子忍无可忍，一怒之下用一支双筒猎枪朝天鸣放，并将三只藏獒放出冲进人群，所幸无人受伤，险些酿成大祸；

2013年10月23日，武汉市汉口中央嘉园小区几位“大妈”在跳广场舞时，被从天而降的粪便泼身，之前她们就曾被楼上住户投掷硬币、碎石等；

2013年11月16日，唐山开滦一中20名学生因不堪噪音侵扰，身着印有“我们在上课”字样的文化衫，进入学校旁边的凤凰山公园，向在此唱歌和跳广场舞的人，进行无声抗议；

2013年11月24日，《新京报》以《夜夜广场舞  居民受不了》为题详细报道了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联家园北区门前广场上晨练的皮鞭声和傍晚广场舞的音乐声此伏彼起，搅得四邻不安，夜不能寐。

其实，我国环境噪音法律早有规定，生活环境噪音不得超过40分贝，制造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已经侵犯了他人的安静权，属违法行为，轻者警告，重者罚款。只不过在我国法不责众，多数情况下不了了之。有的人甚至还推波助澜，极力提倡和推崇广场舞，你试试发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北欧，这种扰民行为真的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从道德层面来讲，这些人也是忘了做人的根本，那就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也叫作换位思考，年老年轻皆如此。

中国人好跟风起哄，在世界上也是出了名的。想当年，提倡喝鸡血，排队购买三株口服液，众多老百姓跟着伪“气功大师”严新、张宏堡、张香玉和尧臼等练伪气功，福島核电站核泄漏全民把库存的食盐抢购一空。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不一而足。28年前，一个叫严新的人号称能通过磁带把自己的功力传到病人的身上，令其痊愈；张宏堡则成立了“北京国际气功服务有限公司”，向急于获得千里感知、长途治病和希望长生不老的学徒传授“古代帝王秘不外传的养生大法”；“女气功大师”张香玉则在上街买菜时突然顿悟，获得一种名为“宇宙自然中心功”的神奇功力；尧臼则可以在“电灯一亮一灭之间”，从广东穿越到北京，他大手一挥，便能把20碗热气腾腾的馄饨从重庆运到北京的餐桌上，“就在满屋人轻松聊天的当儿”，这位大师用神功在大兴安岭制造了一场长达48分钟的大雨，扑灭的大兴安岭的火灾。可悲的是这些人死的死、坐牢的坐牢、逃亡的逃亡，无一善终。更可悲的是那些跟着伪气功起哄的人。笔者以为，在“广场舞”盛行的当下，可悲的不是那些“广场舞”的发起者，而是那些跟风迷恋于“广场舞”的狂热者。

回到原来的话题。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无论名人还是草根，无论富豪还是穷人，都改变不了时光前行夕阳西下这一永恒不变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时光易逝，慨叹无益，立足现实，抓住当下，干老年人能干的事情才是硬道理。毕竟还有明天在等待你！

李大钊曾经说过“我认为世界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容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它最容易丧失，所以觉得它可以宝贵”。

苏步青也曾说：“今天能做完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去做。”

前辈之话，肺腑之言！

                                               2016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