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图书馆的木质窗框被晒得发白,我踮脚擦试书架顶层时,忽然触到一本灰扑扑的《毛泽东选集》。书脊上的借阅卡显示最后一次借阅在1997年,钢笔字迹已褪成浅蓝,正要放回原处时,一张泛黄的笔记飘落——那是父亲高中时抄录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捧着这张薄纸,仿佛看见当时的父亲,那时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在煤油灯下抄写这句话时,窗外正飘着雪。那年冬天特别冷,教室窗户漏风,学生们的手指冻得通红。父亲曾告诉我,他们班三十个同学共用五本《毛泽东选集》,每个人只能借阅一天,于是大家轮流熬夜书写重点篇章。
食堂泔水桶前总站着戴红袖章的值周员。有次我倒剩饭被拦下,正尴尬时,保洁阿姨轻声说:“当年我娘用野菜粥喂大三个孩子,现在看见白米饭被糟蹋,心里揪得慌。”她粗糙的手指抹去餐盘边一粒米,这个动作比墙上的“节约光荣”标语更让我脸红。
这让我想起父亲珍藏的粮票。他总说当年全县大旱时,奶奶把最后半碗玉米面糊分成三份,自己喝刷锅水。“你们现在看粮票就是废纸”,父亲抚平那些发脆的小纸片,“对我们来说,是命。”去年搬家时,我发现粮票盒底下还压着张字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整理旧书活动结束时,我在《实践论》扉页发现父亲稚嫩的批注:“要做行动派”。夕阳透过百叶窗把这句话烙在借阅台上,二十年前的墨香与此刻的油墨气息悄然重叠。原来崇高精神从不会老去,它藏在父亲抄写的笔记里,凝在保洁阿姨指尖的米粒上,在光阴流转中默默生长。
回家路上,梧桐叶沙沙作响。我摸出那张泛黄的笔记,突然发现背面还有一行小字:“真理的味道非常甜——1979年冬夜”。父亲常说他们那代人最幸福的事,就是亲眼看着书本上的理想变成脚下的路。此刻我忽然懂了,他说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像今夜这样的时刻——当星火穿过岁月,点燃新一代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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