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功：元好问遭遇围城

历史似乎形成这样的意识积淀，异族统治只会对文化进行摧残和破坏，可谁会想到偏安一隅一个小小女真金朝竟大冽冽地崛起了一座诗歌高峰！忻州红高梁观之缺少妖娆，食之又觉粗涩，可谁会想到竟喜泼泼养育出一位杰出诗人，并把诗人推向了诗的峰巅。红高梁确实少了点诗的空灵俊逸，却多了几分史的雄浑沉郁，也许这正是元好问诗歌的一个悄然象征。不管怎么说，嚼着红高梁的忻州人挺起了胸脯：元好问，金代文雄，忻州秀容人。

然而，初识元好问却不是在忻州，而是在读大学时的一本教科书上。那时，中国文化正面临着解冻，关于元好问，教科书上才只寥寥数行，我心中的元好问只是一些空洞零碎的概念，还无法充实收拢。

也是机缘凑巧，一次应邀去忻州参加笔会，顺便就拜谒了元好问墓。

元好问墓在忻州韩岩村，驱车半个小时即到。墓园不算很大，却很幽静的。入园门，便赫然可见园门石匾上的“元墓”二字，据陵园管理人员介绍，这是乾隆末年忻州知府汪本直所书。进入园门，见中间三间享堂，两边石虎石羊排列，显然增加了陵园的肃穆。这时本来嘈杂的人群，一下仿佛丧失了活语能力，安静得像母亲怀抱中吃奶的婴儿。我知道，偶像崇拜和乡土情结的强大结盟，任何赏玩心理都不得不回避退隐。于是有人作揖，有人下跪，有人祈赐灵感，有人祈赐亨通，直把元好问看作了缪斯女神。其时，已是深秋，大自然的色相开始消褪，整个陵园百草萎靡，丛菊颓顿，只有数株野花还交头接耳，精神不减，约齐了逸向墓碑，作灿烂一笑。

挤过人群，轻轻拨开花草，才见墓碑上大书七字：诗人元好问之墓。

二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名字当取《尚书》“好问则裕”之意，尊号则是少年元好问拜师读书之地。名号，本来只是人类个体生命的一种标记，无关日后的人生走向和发展。然而，几千年浩浩奔流的文化长河，在此早积淀了一层主观色彩浓郁的精神暗示，这种精神暗示偶尔还会勃发一种强劲的内驱力。这时，名号就成了潜意识流向的外在形式。这种外在形式会间接地影响着你的人格塑造和性格形成。元好问三字，已然透露出这样的微弱信息：他的人生引领是不限的文人追求，人生的圆心则是赤子纯真和文人忧患，二者便构成了典型的文人性格。这种文人性格是决难和政治谋求和谐统一的，而且会时时发生碰撞，并带来一生的坎坷。

这一点，只有杜甫认识深刻：“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然而，历代文化名人往往浑然不觉，他们总要以卓越的文学才华汲汲于窅远的政治功名，以坦荡的童子率真理解政治的暗箱操作。屈原赤诚，招致放逐，司马迁率真，反被宫刑，贾谊傲物，沦为逐臣，李白恃才，终遭遣归，哪一个文化名人的经历不是一篇幽怨的《离骚》。只有苏东坡政治情结相对弱一点，虽天真可爱，但尚懂得自己有“一肚子不合时宜”，所以，虽遭流放，反倒定位于诗书，沉静自安。造物主对人是公平的，在赐予你文学才华的同时，总要吝啬地收起你操作政治的能力。

果然，元好问天赋极高，四岁读书，七岁能诗，十四岁拜名士郝天庭为师，“肆意经传，贯通百家”，学业大进，并且文采飞扬，创作颇丰，以至“家累其什，人嚼其句，名震京师”。然而，科考场上却不能尽如人意，几乎连连败北。府试、殿试、一试、再试，一直在科考场上拼搏二十余年，才终算通过了最后的殿试，领取了参予政治的“执照”。

然而，时年三十五岁的元好问只是捞了一个国史院编修。这是一个没有品位的虚职。尽管如此，元好问还是好一阵激动，这毕竟是政治的起步啊！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最终需附丽于此。于是他身着长衫，容光焕发，喜气洋洋赴任了。

这是元好问与暗箱政治的第一次接触。一边是辅君王，拯元元的凌云大志，一边是窝囊局促，为人驱使的国史院编修，二者的距离实在太大了。而且官场的尔虞我诈，相互斗法，又让元好问傻了眼。这时，在元好问面前，一个作采菊之状的老者形象便翩然而至。“从宦非所堪”，作官不到一年的元好问便长叹一声，归去来兮！

大约在家赋闲一年有余，金廷复起用了元好问。这是一个有了品秩的县令。但元好问已失去了当初的意气风发，“升斗微官亦强颜”，心情懒懒的，淡淡的，但还是上任了。

当时，金廷正处于南宋和蒙元南北夹击的危机之中，然而，愈危机，则愈腐败，愈腐败，则愈危机，凡气数将尽的统治者，无一不遵循这一历史逻辑。而在这样一个逻辑夹缝中生存的县令，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其职事只剩下催料催丁了。元好问的文人性格又规定了他心太软，心太软，如同让杜甫做了石壕吏一样，注定会陷入无法摆脱的二难境遇。元好问在《宿菊潭》一诗中就作了这样的心态表露：

田夫立马前，来赴长官期。

父老且勿往，问汝我所疑：

民事古所难，令才又非宜。

到官已三月，惠利无毫厘。

汝乡之单薄，宁为豪右欺。

聚讼几何人，健斗复是谁？

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

东州长官清，白直下村稀。

我虽禁吏出，将无夜叩扉？

教汝子若孙，努力逃寒饥。

军租星火急，期会切莫违！

期会不可违，鞭扑伤汝肌。

伤肌尚云可，夭阏令人悲！

读了这则五古，我深深地感动了。这实际是文人性格的艺术裸露，同情之心，善良之意，赤子之情，仁者之思，关切之态，溢于言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又怎么能驾驭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黑暗政治呢？同时我又觉得一阵好笑，一壁厢催租，一壁厢关切，一壁厢恐吓，一壁厢悲切；又是惭愧，又是检查，又是寻问，又是关爱，直把一颗纯真心表现的颠颠倒倒、晕晕乎乎。但真诚并不能解决眼前的尴尬。这时元好问高祖元结的诗句“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便在耳边响起，元好问再次生发孤山访梅之意便很自然了。

读了这则五古，我深深地感动了。这实际是文人性格的艺术裸露，同情之心，善良之意，赤子之情，仁者之思，关切之态，溢于言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又怎么能驾驭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黑暗政治呢？同时我又觉得一阵好笑，一壁厢催租，一壁厢关切，一壁厢恐吓，一壁厢悲切；又是惭愧，又是检查，又是寻问，又是关爱，直把一颗纯真心表现的颠颠倒倒、晕晕乎乎。但真诚并不能解决眼前的尴尬。这时元好问高祖元结的诗句“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便在耳边响起，元好问再次生发孤山访梅之意便很自然了。                                                       元好问遭遇围城

读了这则五古，我深深地感动了。这实际是文人性格的艺术裸露，同情之心，善良之意，赤子之情，仁者之思，关切之态，溢于言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又怎么能驾驭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黑暗政治呢？同时我又觉得一阵好笑，一壁厢催租，一壁厢关切，一壁厢恐吓，一壁厢悲切；又是惭愧，又是检查，又是寻问，又是关爱，直把一颗纯真心表现的颠颠倒倒、晕晕乎乎。但真诚并不能解决眼前的尴尬。这时元好问高祖元结的诗句“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便在耳边响起，元好问再次生发孤山访梅之意便很自然了。         隐兮、仕兮；仕兮，隐兮，元好问遭遇了“围城”。心太软的文人仕途竟会是如此烦恼。

三

元好问确实遭遇了围城。

公元1232年，蒙古军重兵包围了汴京，金哀宗弃城中百万生灵而不顾，仓皇出逃，留守二执政完颜奴申、完颜习你阿不又颟顸无能，城中百姓人相食，以饿殍充饥，金廷危机与时俱增。

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金廷突然想到了元好问，于是朱笔一挥，元好问出任了左右司员外郎一职。

欲退不能，欲隐不得，在统治者眼里，元好问不是元好问，而是一粒棋子而已。

久违了，左右司员外郎：这是中央一级的官员，也是元好问一生品秩最高的官职。

现在，元好问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为君死节，与城共存亡。死节虽可，但置城中百万生灵于何地？元好问深知，覆巢之下无完卵，蒙古兵向有屠城恶习，当年屠城忻州，“敌兵出境已三月，风吹未干城下血”。二是出城议和，保百万生灵，这一举措虽于百姓有利，但自己却会背负千古罪名，甚至会晦及子孙。

元好问会不会肩起“罪名”的闸门，放城中万千百姓到生命的世界去呢？他必须做出抉择。

元好问系北魏鲜卑拓跋氏后裔，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始改姓元。元好问高祖谊、曾祖春皆仕宋，祖父滋善养父格则仕金。元好问族世有这样的门庭演变，他的忠君色彩自然有所淡化。元氏本属鲜卑，后服膺于汉，再服膺于女真，这样，他的民族感情又何所归依呢？于是，元好问的气节便剥落得只剩下“百万生灵”这一内核了。

元好问着眼于百万生灵，联合二位执政，正准备筹立荆王，开城议和的时候，爆发了“癸已之变”，叛将崔立杀二执政，开城投降。至此，金廷覆灭了。

元好问的计划虽然没有来得及实施，但已把自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由愚忠一朝一姓之“爱国者”，转升为救百万生灵之爱民者。同时也给后人打开了新的历史视野。我们对待历史问题，往往爱用政治利刃简单一划，即分出了人妖两界，善恶两途，完全忽略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忘记了“民贵君轻”的道理。实际上国家、民族、君主、人民，这四者中，只有人民才能撑起天，忽略了人民，又哪来的国家，哪来的民族，哪来的君主呢？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一切应按情形办事，以人民的利益为圭臬，才是正着。

认可元好问的主和观，是建立在“救生灵”的前提之下的，这和汪精卫为侵略者张目的主和观不可同日而语。和与不和，要以人民利益为圭臬，这才抓住了爱国主义质的规定性。

腐败无能的金王朝覆灭了，但元好问仍没有认同新的统治者。本来，他和元朝中书令耶律楚材交谊深厚，他自己又是闻名的金源诗人，只要轻轻点一下头，他完全可以捞取一官半职，但没有。它宁愿被俘、被虏、被押、被解，表现了一位杰出诗人的浩然正气。

元好问被蒙古兵羁管，从汴京青城一直押解到山东聊城。一路所见，“白骨纵横，生灵将尽”。游牧文化的野蛮，给诗人留下了触目惊心的亡国印记。他顾不得身受的折磨和屈辱，以笔作刀，愤然控诉了蒙元对中原文化的摧残，表现了诗人对中原文化失落的深深痛惜。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

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

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还是说说诗人自己的事吧。元好问在聊城过了一年半的囚虏生活，蒙古兵终于解除了对诗人的羁管。但元好问却高兴不起来，他默默无语带领全家狼狈移居到冠氏。虽然生活极度艰难，但毕竟是“看山看水自由身”了，总该庆祝一下吧，然而没有。中原文化破败如此，诗人痛心不已，哪有心情庆祝呢！

在郁闷中自由了三年，已是“老冉冉兮将至”，以五十岁之身，元好问携家带小回到了故乡秀容。

四

有人说，在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话原也不错，只是换个角度来看，一为文人，便有得瞧了。一方面是自己高估自己，读几卷史书，便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写几篇诗文，便充胀了“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商之伊尹，周之姜尚，汉之张良以及诸葛亮、刘伯温等在前招引，使得天下文人不知浪费了多少才华，多少精力，多少时间。另一方面世俗众生总爱以十全十美律之，稍有不慎，便谣诼四起，诋毁纷来，或责晚节不保，或责甘为下流，或责求田问舍，或责趋附权贵，等等不一而足。我甚至认为，一为文人便给自己带上了无形的枷锁，够你一辈子“受用”。

元好问是金代“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的杰出诗人，他的诗作上接唐和北宋诗歌之余绪，下启南宋明清诗歌之新韵，是一座诗歌高峰。作为诗人，有如此成就，也应满足了。但他不甘心这种诗书定位，他有比诗文更为深广的忧愤内容。

在灭金过程中，蒙古统治者崇尚武力，动辄屠城；在灭金以后，蒙古近臣权贵甚至公然建议：“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面对野蛮文化对先进文化的放肆蹂躏，元好问心急如焚，终于走出了书斋，“力以斯文为己任”，这才有了四上燕京之行。

其实早在灭金之前，元好问就利用自己和耶律楚材的关系，上书建议兴办教育。灭金后，耶律楚材即着手筹划“创学校，设科举”的工作。有了这次建议被采纳的尝试，元好问欣然答应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的邀请，于是就有了第一次燕京之行。

1252年，忽必烈开设幕府，广招各族儒生贤士。就在这一年，元好问第二次进京。这一次，元好问见到了忽必烈，并向忽必烈建议蠲免文化人的兵赋。由于忽必烈深受耶律楚材推行汉法的影响，当即欣然承诺。元好问借机又向忽必烈推荐了很多中原秀民贤士。这批贤士无疑为安定中原，推行汉法起到了推动作用，至少也会减轻蒙古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破坏。这不能说没有元好问之力。

这时元好问已经是63岁的老者了，但他信心不减，因为他的两次燕京之行，已初见成效。虽然“远出每为苦，雄夸还自羞”，但还是又有了两次燕京之行，直到68岁时于河北获唐寓舍病逝。

元好问四上燕京之动机，已不是一个政治理想所能涵盖。当时的现实是，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政治倒退，文化滑坡，经济萎靡，社会动荡，面对如此形势，一介布衣还谈什么理想呢？至于谋仕新朝似乎也和动机相左。元好问第一次上京，即招致一些人的猜疑，认为他交结权贵，谋仕新朝，对此，元好问极为愤慨，为表明心曲，他断然拒绝了耶律铸出仕的邀请。元好问上京最现实的要求是维持中原文明水平，减轻对中原文化的破坏。这一要求客观上又服务于蒙元统治者，使蒙古军队获得了巨大的兵源和财富，为以后进一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因而很容易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

元好问尽管没有出仕新朝，依然受到一些人的责难，即便是今人，对元好问燕京之行，也嘀嘀咕咕，哓哓不休。人们对历史人物形成了一种评价定式：为旧朝殉身，是忠臣，对新朝隐居，是骨气，出仕新朝是变节，固守旧朝是爱国。典型的有如明末吴伟业和顾炎武。吴伟业是著名诗人，南明覆灭不久，又出仕新朝。吴伟业出仕，立即招致人们的谴责：“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人”。顾炎武则在晚明覆灭之后，始隐居不出，后奔波反清，于是人们以“爱国学者”的头衔奉送，并赞美有加。对于这一截然相反的个例，我一直纳闷：明王朝覆灭得无影无踪，已是事实，顾炎武却固执地坚持对朱明王朝的忠诚，执守着已成空壳的民族主义理念，不仕也好，反清也罢，只能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对广大人民并没有实在的益处，珍贵的民族感情也应以人民利益为存在前提；吴伟业似乎缺少这样一种感情，但却可以参予新朝的文化创造和建设，这种文化创造和建设，实际是汉文化的涅盘新生，客观上促进了外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认同，这对当时的文化繁荣和安定团结是有益之举。

历代文人，造文的同时，还心造了一座“围城”，把自己牢牢圈进去，自己不出去，也不允许别人出去。宁愿大家都闷死在里边才皆大欢喜。这座围城便是气节。文人死气节，万世留美名，这当然很好。但气节也应具有鲜活的内容，也应是常流不腐的活水，心中没有人民的，执着不变，那是愚忠，如果连忠的对象都不存在了，却仍泥旧如一，那简直是蠢猪。

这里，我无意做反案文章，我只是想指出，爱国主义，民族气节情不可忽略其存在前提，那就是人民利益。对元好问来说，民族感情，忠君意识都是淡化的，浮出水面的只有人民。因此，元好问出仕新朝也好，趋附蒙古权贵也罢，都不应成为对其垢病的理由。

元好问又一次陷入“围城”。

五

公元1240年，年已五十的元好问，带着疲惫，带着憔悴，带着失意，带着无奈，携家小返回了故乡秀容。当时，正是炎夏，白日放肆，绿草萎蔫，红尘路上，元好问无语而行。进入秀容，只见断壁残垣，满目疮痍，一阵沧桑之感涌上心头，禁不住的喃喃自语：“国亡史作，已所当任”。说完，向历史远方投去坚定的一瞥，此时元好问才觉得找到了自己。此时的元好问，抱着“衰年那与世相关”的态度，立志要完成“金史”的著述。但是，“乱来诗笔也烧残”，要完成“金史”这一浩大工程，需要做多少探访旧闻的工作，需要做多少搜集资料的工作？元好问构筑了“野史亭”来表明自己虽有困难但矢志不移的决心。

“野史亭”是元好问墓的重要景观，拜谒元好问墓，不能不去“野史亭”。当然现在的“野史亭”系民国十三年重建，亭正面还有遗山石刻画像。遗山画像，长须美髯宽服高冠，是一个蔼然老者的形象，颇有点汉冠威仪，令人老想起司马迁，觉得也应是这种气质。司马迁独创记传史之体，元好问则开以诗存史之例，只是元好问多了一副长须。“余幼好此奇服兮，冠切云之崔巍”，想起屈原的诗句，便觉得元好问又有点屈原的样子，奇服高冠，“出死以为民”，这和屈原之“冠切云之崔巍”、“哀民生之多艰”如同一辙。我不禁惊叹，历史文化名人有很多的可比性和一致性，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吧。

“野史亭”筑起之后，元好问便为《金史》的资料搜集，经常奔走于晋魏燕齐赵鲁之间，拜访知情的在野遗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积劳成疾，元好问只好停止了《金史》的编纂工作。但积二十年之力，编成的《中州集》和《壬辰杂编》却为元人修《金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元好问在搜集史料之余，还创作了大量诗歌，并整理了他早期创作的“论诗三十首”使其组织更加完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以诗论诗的杰作。

那最后一首，元好问这样写道：憾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

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较短长。

对元遗山人的看法，论元遗山诗的短长，忻州知府汪本直的题字就是答案，我们这些拜谒元好问的人群也是答案。步出元好问墓，遛达在忻州街头，驱车再到定襄街上，触目可见的“遗山酒家”、“遗山饭店”还是答案。

现在忻州的红高粱快要熟了，粉都都的脸蛋儿已泛起了红晕，秋风乍起，像舞步紊乱的醉酒贵妃，还时不时向我们笑意盈盈地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