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河堡村志》在手，这个感慨更重。为什么呢?《大河堡村志》的主编齐文义先生是老朋友，皓首经年，退休之后拿起笔，在刊物上发过《当年小册子》，是专门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做的文章，内容呢，是改革开放初年，作者担任基层公社干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往事。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立即引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雷颐先生的注意，跟我们联系要作者地址。两个人通信之后，齐文义先生很高兴，他对我讲：哈哈，不想文章原来是这样做的。

　　是的，整理往事，整理记忆，陷入缅想沉思，反思岁月，启迪来者，是上岁数人应该有的风度。

　　戊戌正月初八，被单位打发下乡，首站就是宁武。车进宁武城，恢河河面结冰，春寒料峭，山风阵阵，但掩不住这座千年山城在新时代进步的姿态，楼宇高矗，街道整洁，往大河堡村那边张望，也是一派现代气息，古风淳淳的大河堡在夺人心魄的现代气息下，虽然屋舍俨然，虽然街衢依稀，但究竟不复往日景观了。景观如此，那些沉淀在古村落的人和事，还是原来的样子吗?这样想着，《大河堡村志》的意义顿时就凸显出来。这个村子仿佛是一段即将隐没的历史，你已经看到他正转过身准备随时离开的背影，能够替他代言的，也就是这部《大河堡村志》。

　　传统农耕社会，以就近耕作原则而形成村，以贩卖交易方便原则而形成镇，大河堡村两者皆具。过去政不下县，虽然就近宁武关城，后来干脆成为县城的一部分，但仍然保持着传统农耕文明的本色。与传统农耕聚落不同，大河堡村土著绝少，都是移民，大都是从清代中叶起从静乐、定襄、朔州，甚至更远的县份陆续迁居而来，渐渐成村成镇，以至到今天，大河堡村千数人口，居然拥有53个姓氏。他们迁居至此的原因相当驳杂，但大至还可以从每一个家族迁徙的过程中窥到时代变迁的痕迹。大至上讲，近古直到近代，可称为生存迁徙，他们或务农，或从商，或半农半商，主要是依托宁武县城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为谋生而聚集在一起。由近代而现代，则可称为社会变迁性迁徙，先是军事机关进驻，后因工矿企业落脚，甚或国家机关设立，均是现代人口迁徙的理由。

　　过去我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对这种形制的村落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呢?过去传统村落形制，大抵以一姓一族为单位聚集居住，中国人传统的家国观念也顺着血缘与族缘、地缘顺序衍生并演绎，也是顺着这个顺序，中国人有一套完整的村落秩序与乡村伦理。但是，许多村落，尤其是以政治中心、陆港、码头、驿站为依托逐渐形成的聚落，这些所谓的外来人口在聚集的过程中，虽然没有血缘、族缘甚至地缘号召，也奇异地拥有一整套完整的村落秩序与乡村伦理，谋生方式、生产方式，甚至种植的四季轮回，同样会起到血缘、地缘所不具备的凝聚功能，杂姓聚居并不影响乡村伦理与乡村秩序的完整性，并不影响耕读传家，礼义相袭这一套东西，甚至，它的流动性，会奇异地与社会横向与纵向的流动性相契合，呈现出以血缘、族缘、地缘聚居的传统村落所不具备的活力。

　　它有自己的苦难史，也有自己的奋斗史;有自己的艰难，也有自己的辉煌;有自己的无奈，也有自己的智慧;有自己的变通，也有自己的坚守;有自己的保守，也有自己的宽容。等等。倒不是说，像大河堡村这样的村落就一定不同于传统的村落，而是说，像大河堡村这样的杂姓村，在百多年的融合过程中，依然可以催生出与传统村落相同，或者说更优的文化形态。比方，大河堡在形成之初，虽然在宁武关下，但百多年在教育、文化上并没有建树，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突然像物种突变一样出了那么多大学生，出了那么多文化人，在整个宁武县都显得卓尔不群。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社会风潮，更得益于大河堡村百多年的村落秩序与伦理化育。

　　上帝给人安了两条腿，就是让你走路让你迁徙的。《大河堡村志》虽然以传统志书的形式，将村落作为一个固定的存在加以总结回顾，但不妨看作是一个变迁社会中人口迁徙和谋生的切片标本。

　　行进在日益现代化的都市里，大河堡村的村落形态注定会再经历一次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可能会很快完成。现在大河堡村的旁边，在恢河右岸，一座座由高层建筑构成的现代化小区正遮天敝日拔地而起，移民村、中心村正准备迎接那些从山庄窝铺迁来的山民们。他们日后如何生存?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形成新的社区秩序和伦理?大河堡村用自己百多年的历史已经做出了样子。当然，大河堡村并不是一个榜样，甚至也不是标本，但它肯定是一个衡定的参照，将来，我们会从大河堡的历史中学习好多好多东西。

　　也亏得齐文义先生这样的有心人，能够把一个村落的历史像做植物标本那样，把根根系系、茎茎脉脉梳理得清清楚楚，这需要足够的见，足够的识。与其说，他在整理一部村史，莫如说，他是在那里缅想留在村子里的青春与年少，由己及村，寻着祖先一步步迁徙走来的脚印，垒起的一块块砖石，还有遥远关城上剑戟铿锵旌旗飘扬的悲壮历史，他在找一种精神。

　　就像我在现代化的楼宇边想象大河堡的过往，齐文义先生是不是也在家乡思念着他的家乡?

　　这就是乡愁啊!浓得化也化不开的乡愁!(作者系《山西文学》杂志社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