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子俊占领河曲县城始末

奇子俊1931年于南京 

   《河曲县志》载：民国十五年（1926）夏，阎锡山、冯玉祥爆发中原大战，准格尔旗奇子俊奉冯的命令率骑兵数百名趁虚占领河曲，处死陕西代表甄树勋，统治三月，开烟禁，设官赌，获利数万元。并于巡镇、楼子营、邓草墕村分设哨所。10月，阎锡山部第十一步兵师师长李德懋率部与奇子俊部在楼子营、马连口、大东梁、城关等地交战。县长杨生芳（笔者注：杨生芳，山西榆社县人，在河曲任县长两年余，1928年1月8日，河曲城外又遭奉军围城掠抢十天，他被困在城内）并警察局长白三槐等率部逃岢岚。奇攻占河曲后，并没有巩固住政权，在晋军反击下，很快便退出了河曲。至今，河曲都流传着“蒙古人占河曲，杀了两个人，收了一车钱”的传闻。

       奇子俊率军占河曲前对县城情况了如指掌。他家世袭封地准格尔旗，与当时河曲管辖的黄河西北地区（当时的河曲第四区，现属内蒙准格尔旗管辖）毗连交错，民众历来交往不断。奇子俊有了武装，其言行一直影响着河曲的政局。也左右着河曲经济的兴衰。

       奇子俊，生于1901年3月19日，是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协理札萨克（旗长）那森达赖的次子。改汉姓奇，名子俊，民间称他“二少爷”。17岁会汉语言文字，青少年时受到早期共产主义思潮的熏陶。后来其父招募一些汉族有识青年，陪伴他读书，周游国内一些城市，让其开眼界。1924年在北京通过孙岳（冯玉祥部下，与胡京翼密议北京政变）认识了冯玉祥。冯玉祥的军饷困难，奇子俊让父亲立即拔出500石糜米支援了冯部。冯玉祥为在蒙旗培植势力，委任他为国民第三路军骑兵独立团上校团长。后来奇子俊与苏联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声称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1925年，奇子俊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偕同锡尼喇嘛从乌兰巴托回国，和乌兰夫、王瑞符、佛鼎、多松年等中共党员一同在河北张家口出席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在冯玉祥的支持下，返回准格尔旗，组建新军。由共产国际运来俄式枪弹，招募武装了近六百名蒙旗青年骑手和百余名其他族青年，对外称骑兵团。开始不设营，分4个大连，分别由李恭儒、赵德胜、李扶民、郝巨斌（蒙族）任连长。其他连以上团部军官都是奇子俊在太原结交的晋陕朋友。按冯玉祥国民军着灰色军装、坛盖帽，士兵挂长枪、大刀，军官挂洋刀，腰别手枪盒。服装整齐、军纪严明，冯玉祥派员点验，非常满意。

       此前，奇子俊的父亲那森达赖世袭贝子，辛亥年后服从阎锡山控制绥远地区的政令，并与河曲县政府及驻军关系融洽。1911年冬，阎锡山放弃太原，经河曲进军包头，经准格尔旗与那森达赖结为患难盟兄弟。奇子俊在杨家湾招兵，有很多太原、归绥读书的河曲籍青年学生被应征为文职人员。漫瀚调《二少爷招兵》里唱：“沙圪堵点灯杨家湾明，二少爷招兵忽沙沙的人”，指的就是这次组建新军。阎冯战争起，一些河曲籍文职人员离开奇子俊。奇子俊受冯玉祥的影响，认为阎锡山在山西试验的“村本政治”、“物产证券”会进一步向绥蒙地区推广，完全控制绥蒙地区。他鼓动其父倒向冯玉祥，抵制阎锡山。

       1926年春夏之交，奇子俊受冯玉祥指令，率号称新军蒙旗骑兵团，虚称两千加强团（实有武装七八百，其余是蒙族民间青年骑手和征调的养马蒙民）渡黄河占领河曲县城。县署人员闻风而逃，奇子俊在县署设军政部，八大街都设军政分部。城关周边村镇都派兵设哨卡。军政部让商会、县城八个街的街长（相当于行政村级）向工商富户筹军饷8000银元。结果由八家富户每家1000元全部承担。当时1000银元可购买100亩好地，中小工商户感叹八家富户出手大方，为众人承担摊派的军饷。人们清楚这八大户在蒙旗地区都有土地资产和商号分店。他们与包头、归绥商家业务往来密切，有的还在河套地区黄河岸要冲地开办码头业务。河曲到河套最捷径的旱路必走准格尔旗境内。八家承担奇子俊的军饷是为自己铺路，还是时局所逼？县城人没有公开议论，也没有背后的民间传言留传到今。

       清末已由河西马栅迁住县城的张家两弟兄，在准格尔旗购买到百顷清政府开放的荒地，并总承租那森达赖封地的耕地，因一直以蒙租（租子较低）与那森达赖结算地租，也主动各自拿出1000银元送给奇子俊作军饷。奇子俊没有动武，轻而易举得到一万银元军饷，军政部对这十家经营的商号特殊关照，为他们在蒙旗地区联系承揽加工、采购军用品业务。河曲城变成了冯玉祥国民军军需品的采购点。其他中小商户、手工业作坊主，没摊派一元军饷，而且沾了在河曲采购军需品的光。军队常用的手工业品、定购加工等业务繁忙，承揽人要到乡村和邻近县请技工帮忙。县城24家经营米面油酒的商号为保证国民军定购的粮食和市场零售业务的供应，要派人到宁夏、河套购粮，由河路运到河曲。

       承担奇子俊军饷的十家富商，被人们认可，称为民国时期河曲“十大富号”，他们是：张端、乔裕、王锡珍，李杞、王孟、于务本，佳骐、佳骏（常家俩兄弟）在其中，拔贡、久贡蹑足影（张姓俩兄弟，乳名叫拔贡、久贡，官名叫张焕生、张耀生，他俩蹑足其间参与承担军饷）。

       后来东城外放贷富户刘九、南关走口外发了财的“杨柜”（杨米仓、杨满仓家留守河曲城经营的商业、土地帐房，杨家在蒙旗等地共有九个柜房经营管理网点，通称“杨柜”。）两家看到跨入“十大富号”行列内有的人家经济实力不如自己，但是列入大富号的人家好办事，生意兴隆，佃户争抢租种其土地。于是，刘九千方百计张扬自家有钱，家中生小孩过满月，给长辈、本人祝寿都要出钱在附近戏台唱大戏。赶会场、祭祀先祖，全家人出动，女乘驾卧，男骑马，由雇工们保驾，像官宦人家出行。“杨柜”重新安葬先后死于河套的八位先祖，八座棺椁隆重返故里河曲城。由临河运回三大船小麦（15万斤）和黄油（3000斤），做七、念经、做道场、祭奠共49天，天天为观看者设饭，为亲朋吃素席。安葬后吹奏笙管乐曲，酒席宴请亲朋士绅三天。河曲商会和民众始终没有把他俩家增排为十二大富号。民间有意在河曲“十大富号”名次歌谣后面加了一句“刘九、杨柜排不上”。由于“十大富号”所经营的商业店铺、作坊业务不尽相同，在竞争中既得利益不平衡，他们内部家族成员与商业管理人员，对奇子俊也有各种褒贬流言。各中小商户后来对奇子俊的议论更多。民国后期，奇子俊占领河曲城的是非，演变出很多传奇故事。

       当代一些人误传河曲“十大富号”来历是辛亥年（1911）阎锡山借河曲商户第四季镖银的主要出资大户。一些人跟着附和并赞扬“十大富户”支持反清，个别“十大富号”后代回到河曲也随不明真相的人夸耀说“阎锡山辛亥借银，他们的祖辈出银最多，得了“十大富号的名声”。真实历史是：阎锡山辛亥年向河曲商户借镖银二万一千两，是30多家商号的镖银，还有多家中小商户集股进货，汇镖账只推选一个代表人的名字。最多的是中等商户韩天喜、韩怡昌、苗永泉、郭三旺等，每家达二三千两银。有的商户仅一二百两银。其中有的几家商户成了后来的十大富号，他们的镖银并不多。榜上有名的十大富号，辛亥年多数没有参与汇兑第四季镖银。辛亥年，民间传颂县城经济状况是：“王元首富元顺当，外路商号满街巷”。阎锡山向县城商户借银冲着已集好的将要起运太原的现成二万余两的镖银。15年后奇子俊要军饷是民国河曲经济鼎盛时期，自愿出资的富号排名随之俗成。1932年，辛亥出资户得知阎锡山早已连本带利将当年借款付给张端等当年答应出借镖银的牵头人和河曲商会负责人。大家推代表到省城上告“十大富号”之首的张端等有关人员。张端败诉失踪，在河曲公开的资产被查封，多数出资户未得到辛亥年借镖还款。全体未得到还款的出资户，出于道义上的精神胜利，为帮他们写诉状的太原国民师范毕业生，河曲城内人樊复亨先生送“见义勇为”匾额。又在阳儿坡大路建 路碑，伸张正义。阎锡山为平息河曲商人诉讼案，撤换县长陈鸿飞。后来又拘捕参与取走部分还辛亥借款的本县绅士四人，诉讼人未得到还款。

       河曲上榜的“十大富号”，声誉鹊起，晋、陕、蒙传扬。各家商号布点跨三省，信贷业务增大，河东河西都有几千亩良田出租。1932年河曲经济再次复苏，“十大富号”每家资金都在10至20万银元以上。

       奇子俊占领河曲县城后，与幕僚看到县城商号、店铺、当铺、酒馆相间，早市、晚市人来人往。人们信贷、赊借方便，四季镖银按时起运。大街小巷手工业作坊、工匠铺房一个挨一个。夏季月月有庙会，行业社团会唱大戏。上下河运繁忙，码头、高脚市场搬运工好谋生，市民的消费水平高。于是一面宣传要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一面与大商、财东、地主、绅士洽谈稳定社会秩序，打出“开财源新政”的旗号。（阎锡山统治河曲也称施行新政）开烟禁，鼓励种洋烟，贩运洋烟，取缔河曲“禁烟委员会”。在县城八个大街都开烟馆、赌场，派兵保护。使受家庭严管的抽洋烟者、赌博者，有了吸食洋烟和赌博的舒适场地。军政部保护当铺、借贷行业、夜市，派兵巡逻。派人到米脂、佳县等绥察地区招买有姿色女人和动员说服年轻识文、漂亮尼姑还俗，随军服务。人们在背后称随军服务的女青年为官妓。继之县城大街小巷，沙梁街、二道街、城内南街出现了不挂牌的赌、抽（洋烟）、嫖活动院落。

       奇子俊开禁，使县城外来人口骤增。每天有几千商客、游客往来县城。伊克昭盟各旗王府打着观察员旗号带家属到河曲选择他们所需消费物品。蒙民到五台山进香，都在河曲县城停留，旅店兴隆。很多人经营小熟食、瓜子杏瓣、洋冰糖、糕点干货、香烟，黄酒出货快，摊点增多。胭脂、香皂、毛巾、绸缎衣料等洋货商店营业额空前上升，商人皆大欢喜。一些人专到蒙旗贩运牛羊，屠宰出售快，获利好。

河曲城旧照

       奇子俊率军占据河曲城后，每天有很多精干的生面孔人从各地来到河曲，有穿西服的，有穿长袍的，有穿学生服的。各党派、会道代表、军界代表出入军政部。据说有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河曲没有形成影响。当年河曲有20多名青年加入国民党。陕军派代表甄树勋驻河曲城，由于与奇子俊政见不合，甄树勋在奇子俊军内游说。奇子俊抢先召开各界民众大会，处决了甄树勋。

       甄树勋，陕西府谷人，毕业于山西省立法政专科学校，被那森达赖邀到府中，曾带领奇子俊到太原、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见世面。后因对时局看法不同，又贪财被辞退，投靠陕军。1926年春，作为陕军代表驻河曲城，自认为是奇子俊的旧朋友，能改变奇的政治观点。他不分场合与奇对立，被奇子俊抓捕，杀鸡给猴看。甄树勋上刑场时已成软体，被两军警拖拉到沙梁大照壁外土墩上处决。甄树勋的随从5人，被收缴枪械后，表示服从奇子俊。奇子俊败退河曲，此5人没有跟随。

       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冯玉祥誓师五原。河曲正处在民国初经济上升时期，经过阎锡山九年的“六政三事”实施，城乡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工商富户增多，日常生活出现热消费。河曲政局突然出现大的变化，当局诱导人们大吃二喝，一般中下层市民也认为兵荒马乱，有了便要吃穿，不需要节衣缩食。周边农民以为世道要变，也忙里偷闲，讲究吃穿。这样河曲市场商品出售很快，人们有钱便花，没钱赊帐，抵押消费。特别是公开设烟馆、赌场使一些人破产。由于开烟禁，一些投机商到绥西、宁夏贩洋烟获利丰厚。吸食洋烟的人增多，据当年商会统计，单城关官办烟馆每天抽洋烟点灯耗食用黄油就有一大榨（约合现175斤）。

       1926年秋，阎锡山、张作霖、吴佩孚攻破冯玉祥国民军守卫的南口。不久晋军李德懋挥师渡黄河，在楼子营、马连口、大东梁、城关与奇子俊骑兵交战四天四夜，奇子俊兵败撤回准格尔旗。河曲商会测算奇子俊在河曲获利10万银元。河曲市场成交额三月超过两年。那森达赖接受赔枪罚款，得到阎锡山的谅解。但是，阎锡山派晋军骑兵师长谭庆林率部驻河曲，监控蒙旗地区军事行动。后来奇子俊率部分败兵到神木、西安，被冯玉祥组建为国民军蒙旗第一路军中将司令。在扩兵中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受共产国际支配，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1930年8月由便衣保镖护送从杨家湾到乌审旗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一次秘密会议，返回时绕河曲县城察看中原大战后河曲政局。

       1931年初，国民政府任命奇子俊为监察委员，得到于右任的好评。夏，奇子俊从南京回到准格尔旗调查蒙旗政治情况。针对中原大战阎锡山败退后对河曲经济的影响，主动与河曲富号商讨恢复经济措施，向河曲调粮，稳定民心。

       1932年正月初四，本家（西协理派）奇寿山、奇景峰与段德胜、韩海宽在杨家湾国公府发动政变，枪杀奇子俊父子。奇子俊时年31岁，其父时年63岁。那森达赖孙，当时7岁，被祖母藏于灶灰坑里，未遇难。奇子俊母亲面对现实，认可政变者掌权，抚养孙子成长。

       抗战胜利后，董其武主政绥远省，委派年轻的奇家后人奇致中为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旗务委员会主任、保安师师长，授少将衔。招聘河曲城关二十多名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到师部、团部任职，如高金田、张元、贺仕晋等。其中黄文庭团，河曲人称黄团，驻河曲对岸。

       1948年11月5日奇致中率部起义，准格尔旗与河曲结束了军事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