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

我的母校（散文）

文/尹海清

我第一天上学的情景，直到现在我还是清楚记着。清晨，外面已大亮起来，母亲早早起来，给我准备早饭。此时，我听见大门外面传来去上学孩子们的说笑声，我急不可耐地吃过饭后，父母把我送出大门外，我独自一人向那不远的学校走去。

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一座遗留下来的庙，叫慈云寺，教室门前有两棵高大挺拔的松柏树。教室是一个木质结构的房子，我所在的班是复式班，是由两个年级混合在一起，靠左边的是一年级，靠右边的是二年级。那位很年轻很随和的女教师名叫王竹鲜，她从来不对我们发脾气，同学们也都很爱戴她。她带着两个年级的语文、数学课，我喜欢语文课，现在我还记的课本有一首有关刘文彩的诗，“妈妈拉着我的手，往泥塑收租院里走”，还有《猎人海力布》等这些课文。记得当时，一年级会分成两个小组，再请第一组写挑战书，第二组写应战书，各组之间比学赶帮，学习气氛浓厚，我们觉得轻松的同时童年乐趣满满。我当时也曾挨过王老师的批评，那一次，我早晨上学却没有到校，偷偷和同学王斌一起去附近的供销社去买小人书，旷了课，王老师在下午的课堂上，让我站在教台上，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王老师的认真负责，使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无故缺课。

我的父母给我买了《红小兵》杂志，我看的入迷，至今还记得书中的故事，有兰兰和虎虎的故事，还有《洪湖赤卫队》的连环画插图。当时我晚上还要上晚自习，需要提着煤油灯瓶去上晚自习，同学们并没有好好坐在那里学习课本上的东西，反而在互相打闹嬉笑，这个晚自习简直是一场闹剧，教室犹如灯盏盏一般亮堂堂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由于父母都在当地公社卫生院上班，父亲当时在外边进修，母亲是搞计划生育的，也常常需要下乡，她每次一下乡，只好把我和妹妹送回村里和爷爷住，就不能上学了，最后耽误了好多课，只能在一年级就留级复读。

到了冬天，数九寒天，我们的教室内烧着一个小洋炉，让家长去帮忙烧火，我记着多半是母亲去生火。到下课时，同学们围着火炉取暖。有一次，大家你挤我，我挤你，争抢着去接近火炉，结果小火炉被推倒了，有一个穿着解放鞋的同学，他的鞋被燃烧正旺的火炉压在了下面，幸亏躲避及时，仅把一只鞋烧了个洞，脚没有被烧伤。学校当时实行“一散学”，从早上八点上学一直到下午三点散学，到了下午，我和同学们都满满的疲劳感和饥饿感，我的口袋里还装着母亲蒸得硬邦邦的干粮玉米饼，可以在课余时间吃一点。有一次吃的急噎住了，赶忙急中生智，跑去伙房喝凉水才把饼送下去。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常常已到午后阳光偏西，我们还忍饥挨饿坐在教室里，同学们饥肠辘辘，无心上课，眼巴巴儿地瞅着阳光照在糊窗纸上的影子，时间久了就可以通过影子的移动，来判断离散学的时间是否接近，当影子移到第3个窗户上就是散学的铃声快要响了。印象最深的一次，学校有了闹鬼的传闻，说有一高年级同学被鬼神附身，这个消息闹得师生人心惶惶，当时的柳三虎校长知道以后，立刻把他找到办公室，两人面对面时，柳校长直接识破了他的把戏，用一杯水泼到他脸上，吓得他再也不敢装神弄鬼。

我记得学校有校办工厂，在当时同学们都要参加劳动。学校要自己烧砖盖教室，让我们小年级的用传递式把砖一块一块从窑里往外搬。还需要挑水，我们用小桶把水从沟里挑出来。尽管我们这一些一年级学生弱小一些，也要去周边村里收秋，也就是在深也村里摘豌豆角。同学们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干活，一个个特别的卖力，累的汗流满面，没有拈轻怕重的。中途，我们还在一个豌豆蔓里发现一窝雏小石鸡，被我们一群同学逮住了，我带了一只回家里养着，没想到小鸡连着几天不吃不喝绝食而亡。

学校要过六一了，各个年级都要参与比赛，体操、唱歌表演，我班同学个个手持红缨枪，喊着口号嘟嘟刺，做着动作，英姿飒爽，一个转身就朝着敌人狠狠刺去；歌咏比赛唱了《红星照我去战斗》这首歌，最后我班还得了奖。每天散学前，各个班级都要列队整齐地站在操场，依次按年级大小顺序排列，集中站在那里，带班的老师站在我们队伍后面，台前面站着不苟言笑的柳校长，他总结今天全校的情况，有时候会批评一些不守纪律的学生。学校有一段铁轨，悬挂在一棵槐树上当钟，由大班同学敲响后，声音传得很远，十里八乡都能听见，颇有振聋发聩的功效。

我在二年级的时候，随父母亲的工作调动转到了另一个城镇上学，尽管在葛真龙这个学校仅读书2年，时间很短，但那段时光还是给我留下刻苦铭心的记忆，往事已过去40年了，却犹如昨日发生一样，母校有我的初浅梦想，也有儿时的欢乐。我曾在2017年下乡去葛真龙村，特意去看了一下我的母校，学校院内杂草丛生，一片凄凉，断壁残垣，教室也已颓废不堪，门窗都已用砖石堵上了，只有那两棵松树柏树依然在那寂寞地耸立着，似乎诉说着昔日的热闹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