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我记事起，我家只有父亲一人是城市户口，而母亲我和妹妹全是农户，母亲尽管当时上班了，还是县小集体人员体制，还属于农户，在当时这叫“市属户”，是不给分口粮的，我们吃饭问题就是靠父亲供用粮证和向老百姓购买粮食，父亲每月供粮仅有29斤，分别是白面5斤，小米5斤，黄面、红面等，好在我家有一位亲戚名叫李如儿，他是当时旧县粮站的站长，卖粮时总能给我家适当照顾点，在逢年过节还给增供点好粮，他前几年已病故，但我对李大爷常怀感恩之心。父亲为了让我们全家都吃上饭，他有时不去粮店买供应粮，兑换成粮票，就可以问当地老百姓买成糜米、黑豆、土豆等各种食物，这样维持家里的吃饭问题，就像白面这种侈奢品，只有在我感冒患病时才会吃到母亲做的面条，那香喷喷的滋味到现在还回味无穷。

     那时的食品都是由供销社统一收购，就像鸡蛋肉类等等，母亲年轻时曾患有肺结核病，父亲为了给母亲增加营养，补身体，他私下里到村里用粮票换鸡蛋，一斤粮票可换一斤鸡蛋，结果最后被收购工作人员发现了，还对父亲的个人行为颇有微词。

      记得我在1992年刚上班，自然是城市户口，有了自己的供应粮证本，那时我和职工吃饭是上集体灶，把粮本交给单位的司务长，每月的伙食由他统一安排了，我当时是搞防疫工作，我下乡时是要到农民家里吃派饭，到谁家里吃饭了，就得必须给主人交纳1斤粮票和3角钱，作为对老百姓的一种粮食补贴。有一次，我的一位乡下同学考住了大学，焦急地找到我，说他马上要开学了，入学报到时须带10斤粮票，他家里没有粮票，我把身上仅有的粮票让他全带着走了，事后多年，他上班了，他还记得这个事，感激地对我说，给他解决了燃眉之急，使他顺利入学。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粮票不知不觉地多起来，缘于收入的增加和自由市场开放，农民进城卖东西不算投机倒把，城里人可以买到更多的副食品，餐桌日渐丰富起来，粮本上的粮食便有了结余，不久的一天，粮票突然宣布作废了，从此粮票退出了历史舞台。（作者：尹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