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保营：武举开门 金榜题名

河保营：武举开门 金榜题名 

作者 武永义

民谣“河保河营武举开门，文笔文昌金榜题名。”说的是河曲县治在旧县时（明洪武年间始建至清乾隆二十九年）称现在城关为河堡营，俗称河保营。明朝中期河保营设参将，募军3000，盖西北要塞。清初常驻绿营兵，设参将（武职正三品）一员，统马、步战守兵各500名，属大同总兵（武职正二品）统辖，遇有战事，大同总兵亲自或派副将（武职正二品）带千余兵马增防。清前期还驻八旗兵（现惠通商城东南的满洲营就是八旗兵营）200余官兵申佐领（正四品）、分管佐领（正五品）带兵，属绥远城将军兼辖。

河保营常驻绿营兵，兵勇世袭相传，随军家属较多，他们世代在这里居住，习武形成风尚，中武举者较多，西派来河堡营的外籍武官，多武举出身。“武举开门，”形容武举很多。

文笔文昌，是河曲县治从旧县迁到河保营（乾隆二十九年即1764年），重新扩堡后修建的，魁星楼、挹青楼、状元笔等是崇尚文化的大型建筑。由于河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西移，河曲新城的绅士、富户、商人、低级武官渴望自己的子孙入仕途之路，必然要弘扬儒学，崇拜文昌神，使读书人“文运昌盛”。魁星楼上有文昌帝君（现法庭东，抗战时毁）；挹青楼上有文昌祠（现石油公司上面，文革时毁）；鼓楼上有文昌阁（现政府门前，1958年毁），南关大街文庙有文昌爷（星）（现工商银行，抗战时毁），东南城头角上有文星阁（现惠通商城南口处，解放前毁）；县衙仪门两侧有文昌、关帝像（现政府门前，1940年毁），此外城内大街（现实验小学西）城外大洞（现红星中学门前）都有文昌宫。歇后语“文昌爷的骡子——自在牲灵”。说的是文昌不出行，只在一个地方，指点人们的文运，谁想科举成名，必须亲临其境。给文昌配备的骑坐非驴非马，文昌从来也不使用它，这种牲畜逍遥自在。

与文昌帝君备受读书人崇拜的是魁星，魁星楼主供魁星与文昌，魁星高高在上，在三楼，这的形象虽似鬼，但引人喜欢，魁星左脚向后翘起如大弯钩，左手捧斗，右手执笔，意在用笔点定科考中举人的名字。外地人传说：“河曲有个魁星楼，半截插在云星头，”实际全楼连基座总高五丈余。其时邑人为使河曲多出人才，又把魁星之文笔特意抬高，于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在县城东五里大东梁平旷处建起文笔塔，时称状元笔，“振东山之势，以裨河曲风水。”它与众多的文昌建筑是新城的标志性建筑，后来人们用“文笔文昌”来喻指河曲新城文运昌盛。

科举时代，参加中央级的考试叫“会试”，会试录取后称为“贡士”，再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不淘汰名额只分进士类别名次）在揭晓结果时，要在殿前举行一次隆重的唱名典礼，称金榜题名，皇帝亲赐诸进士宴。中了进士功名才算到了尽头。

明洪武年间至清乾隆二十九年，近400年，河曲中进士5人，中武进士2人，中举人17人，中武举19人。文官最大的是明代薛纶为按察使，秩正三品，武官最大的是明代赵完壁为济南中军，秩从三品。

1794年建起文笔塔，至1905年废科举；110余年，中进士4人，中武进士7人；中举人10人，中武举8人，河曲城关的旗杆院（中举人竖旗杆），牌楼院（中进士立牌坊）增多。文官最大的是城关人赵渊，黑龙江民政使，秩从二品；武官最大的是城关人刘鑑，江南水陆提督，秩从一品。刘鑑中武进士后，曾是乾隆帝的花翎侍卫，民间称刘鑑为“引龙侯”。刘鑑之子刘昶东中武进士后曾是道光帝的蓝翎侍卫。城关人贺平章，光绪34年以公费委派日本留学，他是河曲最早的留洋生。

民国时期知名的有：城关人张立范，留法，回国任绥远省建设厅长；城关人常佩三，留日，回国任绥远省商业厅长；城关人韩聘鲁，南通优级师范毕业，任山西省教育厅视学，编写出《韩氏密码》被阎锡山、傅作义部队传用；十大富号之五的张拨贡之子张克昌在北大读书十年，获双学位，抗战时一周为阎锡山写八万字的抗日理论文章。建国初是山西大学第一任校长；城关东门里人王素璋考入北大医学院，她是民国时期河曲县第一个女大学生。还有很多留学生、大学生就不一一枚举。总之，从清乾隆中后期起，河曲城关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为河曲经济，特别是文化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