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浪潮(1953 年至1966 年)

　　起步标志事件是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来河曲的民歌采风和1957年河曲民歌二人台进京参加全国汇演。

　　1953 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实际是建国后的第一次文代会，开始把文联、作协分设，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全面付诸实施，全国范围迎来了文学艺术春天。于是，才会有上述两件河曲文化涉外大事得以发生。中央音乐学院来河曲民歌采风三个月形成《河曲民间歌曲》一书，山歌野曲荣登大雅之堂，这或许是第一本国家级音乐“乡土教材”吧。河曲县随省代表团进京参加国家第二届文艺调演《珍珠倒卷帘》获奖，“泥腿子”为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演出，在这两大先导性文化事件的宣传与推动下，河曲文化起步不低。

　　这一时期河曲文化得以开放发展，还有内部重大动因。首先是曲峪这个先进典型梧桐招凤凰。曲峪1956 年治山治水就出了名(获得林业部奖励)，全国劳模王海元名声在外，引来好多领导来河曲参观指导，比如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就于1964 年9 月来到河曲。新闻界文艺界的大文化人更是络绎不绝，《山西日报》记者吴象、胡青光、唐纪宇，更有省里的作家马烽、孙谦先后成了常客。吴象等人合写的《曲峪人奋战十年换新天》一篇报道享誉全国，孙谦写的报告文学《曲峪新歌》在《火花》文学杂志发表后引发轰动。而同期马烽的报告文学《林海劲松》则写了另外一个先进村的另外一个劳动模范——省林业劳模沙畔村支书苗二满红。与此同时，新建立的忻县地区文联集中全区业余作者30 余人到曲峪办长期培训班。曲峪还办起个像样的宣传队，我第一次见到马烽就是1965 年巡镇中学上学时在巡镇礼堂一起观看曲峪宣传队的专场晚会。河曲县早在1956 年组建起了二人台剧团的前身“河曲县民间艺术团”。下放来河曲的一些文艺专门人才类似乔光，他们深入生活创作活跃，编出来一些河曲本地题材新剧本，舞台演出影响巨大的是多幕剧《洪波巨浪》和《常青树》，前者是革命历史题材，后者是现实建设题材，给河曲县带来文艺新气象。1964 年在晋祠召开的华北局会议上，河曲一个歌手的一出戏备受好评，歌手就是许月英，节目就是新编二人台小戏《相亲》，受到参会的彭真、李雪峰的赞扬，二位领导还特意和演员合影留念。这出小戏在河曲几乎家喻户晓。最初编剧的19 岁曲峪农民王治华还被选拔参加了全国“青创会”。《相亲》小戏其实是个“千人糕”，包括《山西日报》记者唐纪宇和原地区文联主席杨茂林，特别还有当时的河曲县委主要领导都参加过剧本修改。一出小戏牵动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的心，可见当时的“文化热”到了什么程度。

　　出产品和出人才是文化繁荣的两个轮子，这一阶段的人才输出那是气魄宏大的组团输出。忻县地区二人台剧团以至省歌舞剧团的初建班底，那简直就是简单不过的河曲剧团搬家。那时知名度较高的表演和音乐人才很多：到省里的有任艾英、张美兰、尹占才、邬满栋等，到地区的有许月英、吕玉根等，还有一拨是早期“走西口”到了内蒙而后发达的文化名人，比如二人台表演艺术家樊六(包头)、作家贺政民(鄂尔多斯)和音乐人李镇(呼和浩特)。继续留守河曲的有李发子、李有师、刘厚、吕桂英(补莲子)等。连晋剧团诸多名角也跟着文化开放水涨船高。张存亮、贾德义等民歌二人台编导创作本地人才，也在这期间成了气候。

　　这第一次浪潮结束于1966 年5 月的文革爆发。

　　第二次浪潮(1978 年至1988 年)

　　第二次浪潮从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与改革开放同步。党中央吹响的改革开放进军号角，无疑正是河曲文化开放“一船风”的风源。那一年，河曲发生了两件具有文化开放甚至开创标志意义的事件，一件是那年元宵节传统二人台代表剧目《走西口》在工农兵剧场首次复演，禁锢10年的文化局面开始打破;另一件是那年河曲第一部文学作品辛民的长篇小说《黄河儿女》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前者标志着传统民歌二人台艺术的全面复苏，后者标志着河曲文学事业进入到一个趁势而上的萌芽时期。如果说第一次浪潮是一戏独大，那么这第二次浪潮则明显是文化文学齐头并进了。

　　先说《走西口》复演。那年的元宵节就聚焦在《走西口》重回舞台上。早已摆菜摊、挖硫磺的当年“戏骨”们欢聚舞台，台上台下民心沸腾。那一年也是我的“疯狂”写诗年，当晚我曾写诗两首总题目叫《欢度元宵夜并看〈走西口〉重回舞台》，“西口走一出，望眼穿十秋”;“意气何所向?涌涌看人流”。这是其中的两个联句，可见当时社会的热切期盼简直和当年土改农民分到土地有一拼，一样的翻身得解放心情呀!群情激奋一发而不可收，后续发展似乎或多或少还有点儿失控的样子。“金明伟，好书记，一年唱了十三台戏。”这是沙泉公社当时流传的民间段子，老百姓简直把举办文化活动当做衡量领导政绩的第一标准了。入秋各村唱戏不断以致影响秋收，那时我在县委办工作，县委每年入秋都要草拟下发一个“禁止农忙季节演戏”的红头文件。不怪他们文化“机能亢进”，也不怪县委多管闲事，实在是十年的“文化荒漠”让群众“饥渴”得太久了!李铁梅革命精神当然感人，可河曲人离不开自家的“玉莲妹妹”啊!其实此前《走西口》还“秘密”演过一回，那是1975 年为稀客钱学森等在县城大礼堂里演的，那完全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文化“悲催”故事。那次陪钱学森来的是国防科工委主任、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同志。或许他对传统二人台印象太深，或许那时上边政策开始松动，他就亲点了《走西口》戏码，这可给县里出了个要命的大难题，不演失礼，演则犯大错误!后来演是演了，菜摊子上秘密串联演员，等到夜深人静，礼堂用黑布围窗(不仅避光还需隔音)，台上台下不过二三十人，演员捏着嗓子唱，人们战战兢兢完全都是一副赴汤蹈火的感觉，加上临时凑合，台词也忘了，效果如何不言而喻。我们现在“忆苦思甜”为的是给大家加深一点对文化开放意义的理解。这旧戏开放不仅仅是复古，而带来的是全面的文化回归和思想解放。

　　辛民的长篇小说《黄河儿女》，是河曲文学创作的“春风第一枝”，体现着国家对文学新的重视和河曲文学的较早萌芽。要知道改革开放是以文学为先声的，那是一个全国全民“文学热”的年代，小说《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次次引发全国轰动，文学在引领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哪。因此辛民为河曲文学事业开了个好头，引发多少有志青年跃跃欲试了。1979 年1 月，河曲县召开的文学戏剧会是对崭露头角的文学爱好者的一次适时收编和检阅，他们中有的在后来有了较大发展，有的当时就有了成就。比如燕治国1975 年就写出七幕歌剧《翠峰红霞》并被搬上舞台，1977 年底也是带着他的成功的小戏创作调到省作协《汾水》杂志。还比如李桂香的一个小戏创作《月夜追船》，1978 年参加地区小戏汇演荣获第一名，不只是一个第一，编剧、导演、演员、舞美四个第一。剧本被忻县地区《改革报》用两个整版隆重推出，和后来走红的小戏《蜜果缘》都堪称是这一阶段小戏创作的代表作。那时开始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在当时也是个自上而下广泛动员的文化开放大工程。以1979年谢晋导演的电影《啊!摇篮》为发端，河曲逐步形成了影视外景地。

　　1983 年机构改革，河曲“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一把火就是抓文化开放，任志华书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有计划地组建文联并兼任首任文联主席，引进人才重振剧团，亲自写戏坐镇排戏，提升宾馆接待水平吸引外来人才。《蜜果缘》等15 个源于生活、弘扬正气的小戏一个个都搬上了舞台，改变了河曲舞台上“卖不完的碗卖不完的菜”的沉闷局面，《蜜果缘》在赴省调演中获奖，至今都是保留节目。还创作拍摄了几部反映工作的电视剧。文学、艺术两手抓，走出去、请进来两手抓，两方面队伍都初具规模。1988 年省作协《黄河》在河曲举办的“中长篇小说恳谈会”就是县里一次大型文化开放借船出海的成功范例。包括马烽、西戎在内的全省文学精英来了几十人，用一周时间参观交流，还观看了河灯会放河灯，使多少河曲“幼苗”如沐春风见风就长。后来像我这类河曲作者就成了省作协的“座上宾”，我就是在无数次文化接待中实现拜师学艺。

　　这一时期从河曲输送出去的人才表现为多元化特点：完成《曲峪》一书编写后，“文化人”卢昆、宋巧梅夫妇分别调往省出版局和山西日报社;完成“三部两会”全国会议参观录音任务后，播音员金鉴、韩晓芹夫妇分别调往省电视台和省广播电台。这是外来人才在河曲得以提升的例证。河曲本土人才燕治国调往省作协，后来成为屈指可数的“晋军”一员;在家乡河曲显露文学才华的任存弼，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忻州地区工作走上了更加开阔的展示平台;李桂香随军石家庄也专业从事了出版工作。苗俊英、王掌良后期“唱《走西口》的演员走了西口”。河曲音乐人才刘铁铸、刘洪树、任新宁、吕欣荣等先后在省区胜出，以年龄最小的吕欣荣为例，他现在成为山西“草根”音协主席第一人。县里除了前述宝刀不老的文艺人才外又有杜焕荣、辛礼生、侯巧梅、王永茂等二人台演员、民歌手出类拔萃，音乐人苗德荣等成为中坚。以文联主席韩瑞为首，秦占河、马福善、武荣德、樊毛旦、刘喜才、张厚成等书画人才异军突起形成阵容。

　　第二次浪潮进入尾声，是以1988 年秋季取消每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大会为标志的。之后截至1994 年首届“一会一节”，连续七年工农兵剧场再没有公演过大戏，其它文化活动也相应有所紧缩。

　　第三次浪潮(1994 年约至2008 年)

　　这一阶段从1994 年举办首届“一会一节”到申报三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一方面是1992 年党的十四大开始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是十四大后1993 年中宣部开始设立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上有号召下有呼声，“一会一节”应运而生。

　　“一会一节”以文化经济联姻为特色，全称“河曲县河灯会暨经贸节”，主要目的是对河曲文化资源全景式展示、全层级动员、全方位开发。往大里说，它的成功创建是河曲文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之一;往简单说，就是个把过去河灯会和物交会有机结合了起来，由县里拿在了手上。放河灯古已有之，民间活动断断续续，而把古老的“河灯会”拿到县里牵头大操大办，把以河灯会为主集文化活动和经贸活动为一体结合起来办，才是所说的创举。1994 年是首届举办“一会一节”，一口气办到了现在20 多届，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我于1993 年3 月担任河曲县委宣传部长，和分管副书记王自量在第一次宣传系统见面大会上，我们就明确提出了以创办“一会一节”为重点的“1123”文化工程建设构想。这是个社会化工程，宣传部长权力有限，如果没有分管领导乃至主要领导以及职能部门相关负责同志的通力协作是难以打开局面的。1993年，我们跑到省文物局争取了6 万元资金修复西口古渡古戏台，“西口古渡”这名目就是那时给起的。另一件是引进中央电视台著名编导李近朱拍摄了河曲旅游专题片《在黄河拐弯的地方》，在中央电视台“旅行家”栏目播出，这是河曲旅游文化宣传的经典力作，我当时还作诗纪念：“风韵奇丽沿缘古，歌乡山水皆画图。走出深闺人初识，引荐当谢李近朱。”

　　“一会一节”的文化展示内容丰富多彩，放河灯规模扩大花样翻新不多说了，只说“一会一节”上三省区五旗县的文化联动就算得上“大开放”了。第一次民歌二人台大赛获奖选手包括河曲辛礼生、保德杨仲青、内蒙准旗奇富林、陕西府谷刘美兰，放到全国都是大腕组合!难怪每年节会连北京客人都“趋之若鹜”。办会之日也就是河曲在外文化人才报效家乡大集结之时，比如执掌民歌二人台大赛的是省音协副主席刘铁铸，负责接待大文人的是燕治国，连北京电台新闻台台长张勉之都派回来记者团队，一直相陪的燕治国把嗓子都喊哑了，我戏称治国是“声嘶力竭的家乡歌手”。办会期间的安全成了最大压力，一着急，县委书记跑到西城门洞口上疏导人流的事也发生过。各单位提前几个月就开始抢订住宿，商家提前几个月就抢占商机充足备货，文化经济双丰收，品牌效应凸显。

　　“一会一节”书画展需要单提一笔。当初由文联牵头，后来建立河曲画院(全省唯一县级画院)，就由画院牵头，书画展越办越大越办越好，书画“新人”张学聪、吕在恒、韩应斌、王四等脱颖而出;韩应斌办起老干部书协，他们的露天大型展览成为一道特别靓丽的风景;王四是退养之年杀出的一匹黑马，他用小楷抄录四大名著的“壮举”震惊了同行。书画展的丰富多彩引来了域外热心观众，也引来全国各地名家荟萃。北京著名画家许仁龙成名前把创作基地选择在河曲，成名后把书画工作室分设在河曲。1998 年夏天，许仁龙在中国美术馆办画展，已调忻州地区担任文化局长的王自量和已到县政府担任常务副县长的我还包括许仁龙老房东白鹿泉村贾混开夫妇，作为“娘家人”代表应邀赴京参加，他的画展几乎全部是“河曲山水搬家”，经县委县政府郑重决定，我们在画展开幕式上给许仁龙颁发了“河曲荣誉公民证书”，于是《中国青年报》有关他的报告文学题目就叫做《高原荣誉公民》;而他在人民大会堂画出大型长城壁画后也在《山西文学》上发文叫做《画情河曲》。终于引出了后来著名的文笔塔书法碑廊的“大手笔”建构。在特聘顾问陈巨锁主导下，那琳琅满目的书法碑廊何其了得!“文笔塔碑廊”名称由时任全国书协主席沈鹏题写，64 通(幅)碑文则是由全国书协6 位副主席和除西藏之外全国各省顶级书家的“擂台”献艺!

　　再说三件“一会一节”延伸后续事件吧。

　　一件是1994 年10 月25 日省电视台《河曲民歌展播》。时任省委书记的胡富国亲自题写了这个节目名称，原忻州地委书记赵凤翔，行署专员刘增宝亲临现场观看并慰问歌手，接着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1995 年1 月23 日转播，《人民日报》2 月6 日要闻版连发一事一议两篇述评，一篇是武卫政的《本县大新闻》，一篇是内蒙籍记者岳富荣的《好歌就在身边》。

　　第二件是1995 年国庆，我们在忻州举办大型《黄河风情书画展》。省文联原副主席赵望进等专程赶来剪彩讲话，时任地委书记赵凤翔带领八位地级领导参加并讲话，赵书记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县份里有大手笔高人才!”因病行动不便的刘毅老专员让子女挽扶着流着激动泪水参观了书画展，他还在《忻州报》上发表了一首诗作《观家乡书画展有感》，这就是文化连接起来的浓浓家乡情啊!

　　第三件是1995 年4 月《山西文学》在河曲举办的“黄河小说精品笔会”。省作协主席焦祖尧和《山西文学》主编段崇轩带队全省文学人才聚集河曲10 多天，他们每人写出了一篇“精品”，有一篇在《小说选刊》评选获奖。河曲也再一次借船出海收获满满。一是出了作品，当年10 月《山西文学》发表了河曲风情散文专号，这是之前之后没有过的事情。其中就有我的一篇《与狼为邻》，从这篇开始我接二连三写了这类散文，这就是三年后1998 年散文集《沉吟的母亲河》的由来。二是出了人才，我在当年加入了省作协虽然算是继辛民之后本土人士第二个加入省作协的会员，但这不算什么，包括后来加入中国作协也其实还是那个业余水平，我说的人才是鲁顺民，这次笔会后他被“发现”，先借后调到了《山西文学》杂志社，直至现在成了主编，这个农家子弟的《天下农人》获得了冰心散文奖。我的《沉吟的母亲河》也算一个收获，忻州地区文联为我举办了高规格作品讨论会，焦祖尧主席带队省作协八位作家评论家参会，时任忻州地委副书记吕茂田等四位地级领导也出席了会议。

　　这一时段除顺民外还有青年演员刘爱琴、段喜梅和许海霞等。特别又出现了“组团输出”现象，小香玉戏剧学校1995 年一下从河曲县招走12 个有文艺基础的孩子，这些孩子多次参加过中央电视台春晚演出。这一时期文学人才有异军突起之势，省作协李再新的女儿李晴散文集《十月雪》多写家乡，以父女作家传为佳话;在忻州也有号称“河曲三才女”的李霖、胡秀娥和广向荣。有几位在内蒙的河曲走西口后人出手不凡，他们是作家张秉毅、王建中和柳志雄，特别还有一位全国有名的女将任向春(笔名向春)。县内有几位“写家”需要提及：现任文联主席岳占东长篇小说《厚土在上》是继辛民《黄河儿女》之后本土作家又一部长篇收获;周少卿在人物传记和史志创作方面贡献不菲;省作协会员牛少山、王九雄、贾德义、刘喜才等都多有编创斩获。这一段新发现的歌手上至七十岁老人刘巨仓下至10 岁山里娃王建文，青年歌手杜全居、张成义等表现出了后劲。小戏创作人才有必要提到任俊文和菅保憨，菅保憨集编导演于一身。民歌创作研究方面韩运德老先生名声在外。“一会一节”以及后来的晋陕蒙冀民歌二人台大赛等，为河曲民歌、二人台和放河灯申报三个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奠定了基础。继任相关领导以及诸多热心民俗人士在“非遗”成功申报上做了细致工作。2008 年后，因我离岗离乡不甚了然，不便逐一介绍，只说四位人才似有代表性：“书法”赵眉才、“歌手”常春、“剧团”田白和“视窗”窦占伟，前两位在艺术上有突破，后两位在组织上有创新。

　　现在的河曲，不仅是文化特色县，也是文学实力县。和40 年前相比，那时只有辛民一个省作协会员，现在包括走出去的河曲人已有中国作协会员超过10名，出书超过百部。2009 年省作协再次借助“一会一节”在河曲隆重举行“山西作家创作基地”揭碑仪式绝不是偶然的。

　　回顾三次浪潮，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开放的“三要素”：一是要顺应大气候把握大机遇，二是引进具有新思维高水平的外来人才激活提升本地人才，三是县内行政决策层要从长计议，将文化建设拿在手上。

　　文化开放结硕果，我们走在了新的起点上，珍视“三乡情”，呼唤“一船风”，我们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