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自觉的纪律”

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历来强调要培养‘自觉的纪律’”，要求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我们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培养“自觉的纪律”，使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一、从理论逻辑看，培养“自觉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主张，要充分发挥纪律的教育约束功能和保障激励作用，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用严格的党内纪律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建立在自觉性基础上的纪律才能实现思想和行动的统一。1861年4月，恩格斯在《布莱顿和温伯耳登》一文中，引用了英国一位上校对纪律概念的阐释并给予高度赞同。这位上校说：“我用‘纪律’这个词，并不是指纠正不良行为说的；我说的纪律，是指成了习惯的团结一致，即旨在实现一定目的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这种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使一切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对巴枯宁秘密同盟所主张的那种“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的恐怖纪律、宗派纪律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是一种建立在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上的自觉纪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14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维埃新政权的严峻形势，列宁明确提出了“自由的自觉的纪律”。1919年6月，列宁为了宣传和推广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撰写了《伟大的创举》一文，其中写到：“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1938年10月，为了总结全面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之后，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多次阐述，提出“纪律是自觉的，同时又是强制的……不准有不执行决议的人和小组织”，“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搞好现代化建设需要有纪律保障，在1982年7月军委座谈会上，他指出：“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2024年7月，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党的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同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自觉的纪律”的重要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纪律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党的纪律建设上的生动体现。

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自觉的纪律”的重要论述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联系起来学习领会，我们就能够更深地理解到：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纪律之所以具有自觉性，是由其先进性决定的。英文“party”既有“政党”的含义，也有“部分”的含义，西方政党代表的只是部分人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党员的先进分子属性决定了遵守纪律是每个党员在实现崇高历史使命过程中发自内心的自觉选择。政党的性质不同、立场不同，纪律也不同。不同于剥削阶级政党的“棍棒纪律”和“饥饿纪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纪律是建立在党员自觉自愿基础上的。第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纪律是外在的强力约束和内在的自觉遵守的有机统一。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入党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自举起拳头庄严宣誓之日起，就意味着要自觉践行誓词中“严守党的纪律”的诺言。如果党员不能自觉遵守，党组织就应当教育引导、直至强制党员遵守。正因如此，党的纪律具有教育约束和保障激励两大功能，既能最大限度激发起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能确保党组织的集中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的独特优势和鲜明特征。

二、从历史逻辑看，培养“自觉的纪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锤炼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党性党风党纪修养

在中国古代，“治人”与“治法”的问题，自荀子到黄宗羲一直争论不休。律令完备、振纲肃纪能一定程度上使官吏“不能”和“不敢”违法，而培育君子人格、提升士大夫的道德修养则能很大程度上使官吏“不想”违法，自觉自愿地奉公守法。而官吏自觉自愿地奉公守法，则是更高层次的吏治状态。宋末元初，理学家许衡在逃难途中天气炎热，众人发现一棵梨树纷纷摘梨解渴，而许衡却不为所动。当被问及为何不去摘果时，许衡回答：“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许衡却说：“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制度”和“人”两者都不可偏废，“法”的他律和“德”的自律一个都不能少。纪律自觉有赖于文化自觉，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比如，西周的德治思想。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安放着一件距今约2900年的稀世珍品——遂公盨。这是西周中期遂国的一位国君所铸的青铜礼器，最引人瞩目的是，在其内底所铸的98字铭文中，“德”字出现了6次。这里的“德”字在商代甲骨文“从行”“从直”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心”，意思是除了“目不斜视走直路”外，还要“端正内心走正道”。这是西周的重要贡献。一方面，西周统治者通过“周公制礼”规范社会等级秩序，周礼是用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行为规则总和，具有国家“大经大法”的作用。另一方面，西周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注重“德”在联结“天命”与“民心”中的作用，提升统治者道德修养，为政权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提供了基本依据。这种把制度的刚性约束和统治者的自律自觉相结合的为政之道，塑造了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神韵。

比如，孔子的“仁”思想。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认为“仁者，人也”，“仁”字在《论语》中出现过100多次。“仁”与“礼”不同，“仁”是从内心深处驱动人自觉自愿、主动乐意地积极行动，而“礼”是外在的制度约束。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实质就是用“仁”去复兴周礼。孔子的“仁”思想在后来的《大学》中得到发扬光大。《大学》构建了以“三纲八目”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其中“正心”是“格物、致知、诚意”的逻辑终点，对应的是“明明德”；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对应的是“亲民”。人作为道德主体，通过由内到外、由小到大、由家到国乃至天下的修养和实践之路，最终达到“止于至善”。

比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明代王阳明面对当时思想的僵化和政治的腐败，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强调以道德之学救治人心，注重道德实践，战胜自我。他认为自己平生做了两件事，一是破山中贼，二是破心中贼，并深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而他的“心学”可破心中贼。在他看来，人的行为并不依赖外在的规训与惩戒，而是源于内在的道德意志，外在的规范只有转化为内心的道德意志，才能发挥作用。

“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从西周的德治，到孔子的“仁”，再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人的道德修养过程就是实践养成的过程，也是“心”的自觉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为今天我们培养“自觉的纪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自觉的纪律”的重要论述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纪律建设上的生动体现。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我们要提高党性党风党纪修养，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坚守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成就一个大写的“我”。

三、从实践逻辑看，培养“自觉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纪律建设的重要经验，要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重视纪律建设，并注重在重要历史节点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律教育，着力培养“自觉的纪律”。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包含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的相关内容。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将“纪律”专列一章。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纪律”，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一次载入党章。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抓住张国焘分裂活动、黄克功案、刘力功不服从组织分配3个事件，开展全党范围的纪律教育，使全党全军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极大提高。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党中央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成为全党全军的自觉行动和生动实践。1948年秋，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前夕，正值苹果成熟收获之际。解放军战士宁可口干舌燥，对老百姓又脆又甜的苹果一个都不摘、一个也不拿。对此毛泽东同志大加赞赏，说：“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1949年5月27日，经过16个昼夜的激烈战斗，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为了不打扰市民，解放军战士选择露宿街头、席地而卧。这一情景让战乱之年目睹了形形色色各路军队的市民们大为震撼。毛泽东同志对此极为赞赏，在电文中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一个党、一支军队、一个人真正的强大，不是战胜了强大的对手，不是战胜了千军万马，而是战胜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违纪腐化问题开始滋生蔓延。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因严重腐败问题被判处死刑，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部署严厉打击各种违纪违法行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建设，着力建立健全党内法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把纪律教育融汇于各种学习教育之中，使党的纪律规矩鲜明地立起来、严起来、自觉起来。

一定意义上说，党的纪律百年建设过程就是加强“铁一般的纪律”和培养“自觉的纪律”相统一的过程，是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纪律建设规律性认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事业越发展，就越需要把“铁一般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内在统一起来，把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内在统一起来。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始终把遵规守纪与敢作善为统一起来，着力培养“自觉的纪律”，做到“视纪律为自由”。一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遵守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两个维护”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要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遵守纪律规矩转化为思想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切身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思想上的自觉和政治上的坚定。三要在履职尽责中把增强党性、坚守纪律、砥砺作风贯通起来，把遵守纪律规矩转化为行动自觉。坚持“严”字当头、“实”字为要，重在“事上磨”，真正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当成铁规矩、硬杠杠，真正把严明的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日常、成为习惯。

（作者系司法部法治督察局党支部书记、局长）